在外國輸入上海的貨物中，鴉片占了很大的比重。許多外國商人、冒險家一開始都是為從事鴉片貿易來到上海的。怡和、旗昌、顛地、沙遜等洋行都是進行鴉片貿易的重要據點。最初，鴉片進口是以走私方式進行的，由配備武裝的海盜船隻運到吳淞，卸到躉船上，然後空船進港，與上海煙販談妥生意後，再去躉船提貨。這樣的貿易方式一直延續到1858年鴉片被改稱“洋藥”，列入“合法”貿易的範圍為止。許多外國商人和冒險家因從事罪惡的鴉片貿易而大發橫財。鴉片貿易也催生了近代上海黑社會這一民間組織的變異體。
鴉片買賣滋生貪婪、墮落和犯罪組織。一些不法中外商人網羅地痞流氓暴力壟斷鴉片銷售，在租界開設賭窟、煙館、娼寮等糜爛場所。這對社會造成極壞影響，城市流民和無業者結成的聚賭團夥、詐騙團夥、偷竊團夥、乞丐團夥等帶黑社會性質的幫會組織開始蔓延。後來還出現了專門維持妓院“正常營業秩序”的流氓團夥。這些黑幫團夥的滋生從根本上說，是近代上海在西方資本主義衝擊下沒落轉型的惡果。
在外國工業品和鴉片大量輸入的同時，中國的農副產品和工業原料也源源出口。據統計，上海開埠後由外商直接操縱的出口貿易逐年擴大。1844年出口貨值487528鎊，1845年增至1344650鎊，到1853年出口貨值更高達5381000鎊。在出口貨物中，最主要的是絲和茶，1850年，絲占上海港出口貨值的52%，茶占46%。馬士寫道：“中國絲產量最大——在當地差不多全部產區——而且質量最好的產區，都是在一個一百英裏稍長些的地區，這個地區的東北端便是上海。因此，在內地稅方麵即使占不到什麼便宜，產品卻流向這個港口。上海立刻取得了作為中國絲市場的合適地位，並且不久便幾乎供應了西方各國需求的全部。”
由此可見，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開始對中國的社會經濟起到了分解作用。它一方麵破壞了作為自然經濟基礎的家庭手工業和城市小手工業，另一方麵又刺激了某些手工業和農副業的發展。上海地區城鄉棉紡織手工業的衰落和商品市場的擴大，較為典型地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發生的變化。
外國廉價紗布充斥市場，使專事紡織的農民無紗可紡，生計日絀。由於外國航運業的排擠，沙船業陷於困境。於是，失業的手工業工人、水手、破產的農民紛紛湧入上海，尋找新的生活出路。當時有很多外地水手和破產的手工業者流落在上海，如，廣東人就有八萬，福建人也有五萬。由於城市的就業容量有限，他們很難一下子找到固定職業，就在城市中流浪，為各業提供了大量剩餘的廉價勞動力，也是幫會甚至黑社會組織吸納的主要對象。這些人也是社會的一個不安定因素。當政府不能滿足社會的有效保障和安全的需求時，社會就會進行自行組織，尋覓保護，爭取利益。
二、外貿行業的增多與同業團體的建立
開埠以前，上海雖然已是檣桅林立，商賈輻輳，但主要限於國內埠際之間的貿易，對外貿易隻在較小範圍之內間接地進行。開埠以後，隨著對外貿易重心自廣州口岸北移，上海的商業貿易便逐漸從原來基本屬於封閉性的內貿型市場轉變為開放性的外貿型市場，進出口商品貿易的總值與年俱增。開埠後的第三年，即1945年，英國經由上海輸入中國的商品和從上海口岸輸往英國的商品總值，比上一年增加63.8%；到1853年和1856年，更分別比1844年增長2.6倍和5.7倍。在後來若幹年份，依舊保持著這種持續增長的勢頭。從19世紀60年代後期到20世紀初期，上海進口與出口貿易基本上是同步增長的。尤其19世紀90年代以後，增長幅度明顯加大。1892年的進出口貿易總值比1865年增長1倍以上，1898年比1965年增長2倍多，1902年比1865年增長3倍多。
上海對外貿易的迅猛發展，一方麵導致外國在滬洋行的急劇增加，另一方麵從事進出口貿易的華商企業大批設立。這類商業企業，集中於上海縣城以外的北市租界地區，因而使當時“上海市麵，南北迥然不同。南市則向來本有之業，而北市諸業則在通商以後”，新興起的北市商業“以絲茶為大宗，而煙土、洋貨屬焉。若錢莊則通南北市，皆以彙借拆息為例利者也”。
20世紀初，上海租界地區發展起來的以進出口貿易的商品購銷活動為業務的各類商業企業，據有關資料反映當時各業行號登記數字，約在千家以上，其中較大的行業有700餘家。其中，洋雜貨、五金煤鐵、洋布業等進口洋貨業商業企業最為活躍，煤油、顏料業逐步從洋雜貨業中分離出來，成為新型的商業。出口方麵，除絲茶業外，一些新起的土貨出口業，如皮貨業、蛋業、油麻業等開始躋身於對外貿易行列。還有一些適應對外貿易需要而創設的新行業，如報關、攬載、出入口貨行、保險等業也相繼應運而興。這些新興行業大約也有千家左右，在當時上海對外貿易活動中形成一個新的商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