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戰爭中，難民先自浙贛，後經蘇皖，大批逃往上海。他們拉家攜口，甚至牽著耕牛，絡繹於去往上海的路途中，進入上海以後他們又紛紛湧進租界，以致租界附近和界內道路與空地上，擠滿了一批批逃難的男女老幼。上海租界在人口急劇膨脹時，曾經不得不采取許多應急措施，比如搭建大量的窩棚以安頓難民。由此，租界成為巨大的戰爭避難所，“華夷互市之區，五方雜處，重以流民。”戰爭平息以後，留在上海租界謀生、創業者仍有十萬餘人，成為戰爭難民類的移民。
上海租界從辟設以來一直到二次大戰及太平洋戰爭爆發的近百年時間裏，由於中國土地上的戰火兵燹接踵不斷，而在每一次戰亂中，上海租界都保持了“中立”的姿態，因而也保持了社會的相對穩定。每一次的戰亂，近代上海都接納了很多戰爭難民類的移民。
（2）流民無產者。在社會穩定的時候，上海這個淡化傳統、又展現機遇的地方，能夠吸引流民無產者。他們是那些在原籍祖業根基薄弱、在家鄉生計無著、甚至是“不務正業”的底層民眾，諸如農時短工、平民傭夫、小商小販，以至難以混跡的冒牌僧尼、巫婆道士之類，此外還包括為當地宗法禮教、道德秩序所不容的叛逆者、罪錯者，等等。盡管當時的上海對他們來說，同樣是一個巨大的懸念和未知數，然而他們的選擇卻已經不具有太大的機會成本。當時的上海租界基本仿照西方國家的城市製度，界內居民不需登記戶口，這也方便了各地流民大量入居租界。
同時，上海租界的工廠、碼頭、商店、公共事業、市政建設、城市各類新興服務行業等，也需要大批勞工。“光緒中葉以後，開拓市場，機廠林立，丁男婦女赴廠做工。男工另有種花園、築馬路、做小工、推小車。女工另有做花邊、結發網、粘紙綻、幫忙工，生計日多。”近代上海給來到上海租界的無業流民提供了就業機會。即使是人生地疏、舉目無親的異鄉人，到了上海也多能糊口謀生。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輕紡工業崛起，產生大量的勞工需求，很多流民進廠成了工人。
（3）各種知識分子。開埠後的上海，中西文化的交流，拓展了上海的文化空間，以廣大市民為消費者的都市世俗文化，開拓了廣闊的文化市場。多層次的文化形態、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以及領先發展的文化產業，使近代上海成為各種知識分子聚集最多的地方。
租界特殊的政治地位，在相當程度上阻擋了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甚至日本侵華勢力的政治和軍事介入。這種狀況為許多自由知識分子和革命知識分子提供了相對寬鬆、安全的活動空間。例如，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清廷明令緝拿的康有為等人，都避難於上海租界，得到保護。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大部分時間住在上海租界內。孫中山多次提到他在法租界居住的安全情況：“譬如我們的門口，現在有兩個持槍的巡捕來保護我家。”上海租界相對開放的政治氛圍和相對自由的社會風氣，與專製體製下的以言獲罪、文字獄和壓製言論、新聞自由等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自然吸引各種文化人不斷聚集上海。
太平天國戰爭中，難民先自浙贛，後經蘇皖，大批逃往上海。他們拉家攜口，甚至牽著耕牛，絡繹於去往上海的路途中，進入上海以後他們又紛紛湧進租界，以致租界附近和界內道路與空地上，擠滿了一批批逃難的男女老幼。上海租界在人口急劇膨脹時，曾經不得不采取許多應急措施，比如搭建大量的窩棚以安頓難民。由此，租界成為巨大的戰爭避難所，“華夷互市之區，五方雜處，重以流民。”戰爭平息以後，留在上海租界謀生、創業者仍有十萬餘人，成為戰爭難民類的移民。
上海租界從辟設以來一直到二次大戰及太平洋戰爭爆發的近百年時間裏，由於中國土地上的戰火兵燹接踵不斷，而在每一次戰亂中，上海租界都保持了“中立”的姿態，因而也保持了社會的相對穩定。每一次的戰亂，近代上海都接納了很多戰爭難民類的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