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流民無產者。在社會穩定的時候，上海這個淡化傳統、又展現機遇的地方，能夠吸引流民無產者。他們是那些在原籍祖業根基薄弱、在家鄉生計無著、甚至是“不務正業”的底層民眾，諸如農時短工、平民傭夫、小商小販，以至難以混跡的冒牌僧尼、巫婆道士之類，此外還包括為當地宗法禮教、道德秩序所不容的叛逆者、罪錯者，等等。盡管當時的上海對他們來說，同樣是一個巨大的懸念和未知數，然而他們的選擇卻已經不具有太大的機會成本。當時的上海租界基本仿照西方國家的城市製度，界內居民不需登記戶口，這也方便了各地流民大量入居租界。
同時，上海租界的工廠、碼頭、商店、公共事業、市政建設、城市各類新興服務行業等，也需要大批勞工。“光緒中葉以後，開拓市場，機廠林立，丁男婦女赴廠做工。男工另有種花園、築馬路、做小工、推小車。女工另有做花邊、結發網、粘紙綻、幫忙工，生計日多。”近代上海給來到上海租界的無業流民提供了就業機會。即使是人生地疏、舉目無親的異鄉人，到了上海也多能糊口謀生。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輕紡工業崛起，產生大量的勞工需求，很多流民進廠成了工人。
（3）各種知識分子。開埠後的上海，中西文化的交流，拓展了上海的文化空間，以廣大市民為消費者的都市世俗文化，開拓了廣闊的文化市場。多層次的文化形態、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以及領先發展的文化產業，使近代上海成為各種知識分子聚集最多的地方。
租界特殊的政治地位，在相當程度上阻擋了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甚至日本侵華勢力的政治和軍事介入。這種狀況為許多自由知識分子和革命知識分子提供了相對寬鬆、安全的活動空間。例如，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清廷明令緝拿的康有為等人，都避難於上海租界，得到保護。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大部分時間住在上海租界內。孫中山多次提到他在法租界居住的安全情況：“譬如我們的門口，現在有兩個持槍的巡捕來保護我家。”上海租界相對開放的政治氛圍和相對自由的社會風氣，與專製體製下的以言獲罪、文字獄和壓製言論、新聞自由等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自然吸引各種文化人不斷聚集上海。
大批文化人在上海著書立說，授業教學，辦報辦刊，以及從事各種文化演藝事業。近代中國文化人凡有名望者，大多在上海留下過足跡、建樹過業績，為近代上海積澱了深厚的文化基礎。大批文化人因近代上海寬鬆的社會環境而聚居這裏，也在建設近代上海的曆程中，成為市民社會的倡導者。
（4）各地紳商。近代上海商機興旺，而中國其他地區不斷經受戰亂動蕩。各地紳商紛紛前往上海。“開埠後的上海向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廣闊的商業空間和施展才華的社會舞台，它以極大的人口容量和驚人的發展速度強烈地吸引了世界上二十多個國家和中國28個省份的居民到這裏來貿易經商，投資設廠賺錢謀生，於是上海成了真正意義上‘萬商之海’。”上海周邊的江浙地區，本來就是經濟富庶、盛產紳商之地，上海通商後出現的新的商機，對這一帶的紳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再加上戰爭動亂的因素，大量商賈、地主、紳宦投奔上海，用攜帶帶的錢財尋機投資各種產業或商業，成為近代上海工商業經濟的競爭者。
在歐風美雨的浸潤之下，近代上海的各類移民逐漸褪去原來身份的痕跡和舊的心理依附，以獨立選擇的姿態，進行新的生活。平等、自由、自主逐步成為移民群體的主流價值追求，加之客觀上政治對社會控製的寬鬆，近代上海的移民社會逐步融合為近代上海的市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