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不同經曆的各類移民，在近代上海充滿機遇的社會中，逐步轉變為工商業經濟中多層次的近代市民。近代上海市民是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產生的新興社會群體，與傳統社會形態中的城市居民有著本質的不同，具有現代性的價值取向，主要表現為：從個體對等級和權力的盲目依附，轉變為對平等和自主的崇尚，對社會法製和政治民主有自覺追求。
市民群體的各個階層是開放流動的，靠奮鬥實現自身利益。雖然各個階層之間存在著矛盾和鬥爭，但他們又是利益攸關方，為了實現自身利益，必須維護各方的某種共同利益。近代上海市民群體是新生產方式的產物，是多元利益主體有機結合的市民社會統一體。
二、市民社會與近代社團發展
在近代上海的市民社會裏，傳統的政治威權趨於解構，新的社會保障組織——社團，逐步建立起來。
清末民初的上海，各種行業公會、同人組織、職業團體、聯誼團體、幫派組織，包括同鄉會、會館公所等，成為市民社會重要的組織結構。時人讚道：“滬上人文薈萃，開化最早，故會亦最多，凡學界商界各團體，往往聯合同誌，設立章程，以謀種種公益之發達，誠足嘉也。”“自1843年至1911年近70年時間裏，上海城廂內外新建或改組的會館公所至少在110所以上，其數量遠遠超過了前近代上海200年間所建會館公所的總和，也超過了極盛時蘇州的會館公所的總和。”其他新興的行業團體、學會、研究會、職業社等等更是豐富多彩，不勝枚舉。
社團在近代上海大量產生的現象，主要是由近代意義的個體權益意識增強，以及由社會轉型中社會保障係統的斷裂失範而促成的。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形成一種“中間力量”維護市民的權益，有助於約束國家權力，防止權力的濫用。“法國之所以長期受害於威權傳統，是因為行政上的中央集權把社會原子化了，即在社會中鏟除了作為中介組織的等級和結社，因而在沒有市民社會的情形下，使個人直接地暴露於國家的權利，這樣，個人就形不成民間的力量，也就難以對國家的權力構成有效地牽製……社群為調和、解決自由與權威之間的緊張關係的途徑。社群的必要來自於人們的本性。……社群是一個自由社會中人們自願結合的產物，尤其是那些自願建立的社群是衡量一個社會中自由多寡的重要尺度。”
社團組織發展的曆史意義在於：當人們擺脫了權力隸屬，而個體自由和個體權利由社會保護的時候，市民個體就通過“有機團結”而使自己的權益以團體力量的形式出現。這種社團形式，常常成為市民個體的保護者，成為他們參與社會以及善盡社會責任的召集者，或者說是代理人。
上海的社會下層，即“弱勢群體”，在清末成立相互扶助的同鄉或同業小團體。20世紀20年代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們開始在此基礎上成立工會組織。經過“五卅”運動的鍛煉，上海的工會成為成員規模最大的社團組織。
近代上海社團的發展，還表現在社團組織的民主化方麵。由市民社會的價值觀所決定，近代社團是“自由人的自由聯合”，以及社團組織的某種民主程序。這與傳統的幫會組織和早期的會館公所等同鄉組織形成根本區別，也與各色政黨區別明顯。一般來說，傳統幫會和同鄉會的利益訴求比較狹隘，組織形式具有濃厚的封閉性和封建等級色彩。而近代政黨組織在政治目標上多為社會民主，但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內部則建立絕對的權威體製，實行高度統一的組織形式。
市民社會的社團是以個體意誌自由為本質屬性的，為了共同目標而暫時放棄個體自由，但尊重個體自由是市民社團生命力所在。近代上海的市民社團，以開放和合法形式，曆史地發揮了社會整合和個體代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