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軍閥戰爭此起彼伏，總商會在提出“裁兵、理財、製憲”的政治主張的同時，發出《致全國各金融機關請一致拒絕政府承募一切債務通電》。
1923年1月，總商會和其他社團召開緊急聯席會議，發出《致國務院請切實履行整理內外債電》，堅決反對英、法、美、日4國公使團向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提出的“以增加後之關稅為整理外債之用”的修正關稅提議。
1923年6月，對於曹錕在北京的政變，總商會通電全國，宣布否認北京高淩蔚之非法攝政及曹錕有候選總統資格；通電全國軍民長官，維持地方秩序，加意保護大局問題等。7月4日，總商會召開民治委員會成立會，呼籲全國開展民治，反對官治、兵治。8月4日，總商會民治委員會委員與上海縣商會，南京、杭州兩地的總商會代表舉行聯席會議，專題籌商維護保境安民、防止江浙兩省軍閥戰爭的問題，要求兩省當局會同各國領事重點保護通商要岸上海。
1924年9月，齊盧戰爭爆發，《江浙和平公約》破產。11月24日，總商會致電段祺瑞政府，強烈要求執政府順從民意，在上海地區實行廢除護軍使，廢除鎮守使、廢除兵力、遷移兵工廠的弭兵保民措施。
1927年9月，總商會與其他商會聯名致函國民政府，陳請成立上海特別市參事會，參事會設通信會商處，在總商會內。
1905年底，大鬧會審公廨案後，租界巡捕罷崗，租界當局請萬國商團出來維持社會治安，但因與租界上的華人語言不通，常常發生摩擦，租界商民的商業活動受到威脅。商務總會擬創設“華商體操會社”。
1906年5月，華商體操會社正式成立。年末，總商會致函租界工部局總董，提出華商體操會社加入萬國商團的申請。經逐一交涉。1907年4月，華商體操會社中挑選了83位隊員，簽約加入萬國商團，稱“萬國商團中華隊”，由工部局委派洋人擔任正、副隊長，其餘的隊員則為中華隊的候補隊員。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全國各界都在謀求救亡圖存之策，商務總會代表在“國會請願”失利後，回滬鼓動革命，隨後，總商會邀“萬國商團中華隊”、上海南市商團公會聯合組成了全國商團聯合會。以應對形勢、穩定秩序。
（四）邀約阻攔清軍，協助反清起義
1911年11月2日，清軍五艘軍艦自漢口而下，停泊在吳淞口，要裝運江南製造局的大批槍械彈藥，提供給清軍鎮壓起義。商務總會向各國駐滬領事發出公函，以“清政府遣兵來滬，擾亂治安，外人生命財產，華民百萬生靈勢必同遭其厄”為理由，請求“派外國兵艦一艘，駐紮吳淞口，以阻清政府兵艦入口；蘇州河亦由西兵駐守，以遏來兵”。領事團立即派出德國兵輪開赴吳淞口阻止南京水師，又派出一隊水兵至蘇州河巡邏，以阻止清軍從蘇州的來路。3日，以上海商團為主力的起義軍攻下了上海最後一個清政府的軍事重地江南製造局，從而使上海的革命黨人陳其美等成功地光複了上海。
為了繼續北伐推翻清政府，上海商務總會為軍政府墊銀180萬兩，其中120萬兩係充寧滬杭及揚州軍餉，同時，商務總會與滬南商務分會還選擇經濟實力較強的會員商鋪，向他們籌借款項，共籌得27萬銀兩，送給軍政府應用，當時，滬軍向上海商家的借款達300萬兩之巨，都是通過上海商務總會向各業籌集的。
上海總商會開展的活動，在上海光複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變動不居的形勢下，總商會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能給上海營造一個比較好的工商業環境。
（五）協調五卅善後，組織中華愛國募金大會
1925年五卅事件發生後，上海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反帝運動，各界開展罷工、罷課、罷市的鬥爭。5月31日，商總聯會決議罷市，總商會則欲請求政府進行外交交涉，不作罷市決定。但6月1日下午，各團體在總商會議事廳召開聯席會議，會上，上海學生代表提出，要求全體商界舉行罷市，商總聯、納稅華人會相繼表示同意。最後，總商會簽發了罷市通告，宣布上海商界於第二天實行罷市。
6月10日總商會召集臨時會董會和會員大會，虞洽卿帶著官方的“意思”闡述了處置“五卅事件”宜“單獨對英”的宗旨，且“與英亦稍有分別”，指出“五卅事件”完全由英領事與工部局負責，要求會員“認清目標”，不要妨礙與美、法等國的關係，也不要把日本牽連在內，目標僅是英國駐滬官方機構。大會上也有會員陳詞慷慨，持激烈的鬥爭態度。但會員大會就總商會有責任處理好“五卅事件”達成了共識，議決以總商會的名義立即組織“五卅事件委員會”。
總商會“五卅事件”委員會組建後，提出13項交涉條件，大致內容為：關於善後方麵，撤銷非常戒備、釋放被捕華人、懲凶、賠償、道歉、工人有做工與否的自由、撤換工部局總書記；關於主權方麵，提出了華人在租界的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華人參與租界市政建設權、收回會審公廨等項。總商會將13項交涉條件交民國北京政府特派員審查，並將交涉事宜及條件通電全國各界，要求“靜候解決”。但政府特派員與外方的外交交涉沒有成功。
6月19日，總商會議決取消罷市，在與工商學聯合會反複磋商後，決定於6月26日商界開市，還就疏銷棧貨采取了措施。
6月21日，總商會在媒體上刊登“經辦五卅事件捐款”的啟事，繼而發出《勸商界資助工人通函》，發起積極的捐款活動以救助遇難和失業的工人。總商會會董、會員帶頭捐款，電請政府撥款救濟，組織“中華愛國募金大會”，與慈善團體一道實施救濟工作。最後公開捐款數目，向社會澄清存在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