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宗教社團在社會慈善事業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世紀下半葉，上海的慈善活動首先是由天主教、基督教的教會和傳教士們開展起來的。這些教會來到上海以後，很快就開始著手於醫院、孤兒院和學校的開辦。“早在上海開埠的第二年，即1884年，新教教會就開始免費為華人看病。後於1846年設立了仁濟醫院。此外，同仁醫院於1868年開設於虹口，西門婦孺醫院於1885年設立於南市。天主教會方麵也不甘落後，徐家彙天主教堂於1869年附設了徐家彙聖母院育嬰堂，收益棄嬰。”
在這些慈善活動的示範，以及在公共道德的驅使下，從20世紀開始，上海華人辦的慈善事業，也廣泛開展起來。比如，在1905年的時候，上海的紳士們就創建了勤生院以收容和教化貧民。1912年夏，在南市南門外的施粥所舊址建成了貧民習藝所，以救濟並教導貧民在上海的工業社會中謀生。
進入民國以後，上海的慈善團體日益增多。“上海慈善團”是民國初期上海慈善事業的中心。它每年發行《征信錄》，向市民公開活動內容以及會計情況，表明自身的慈善信念、行為方式，激發更多市民的社會公德、責任和參與意識。1928年末至1929年初的冬天，上海的20餘家團體自行組織向平民開展施米活動，在那次活動中共發放一升的米票70157張，二升米票90724張，一共合米27萬5千多斤，對社會慈善有重要的積極影響。公益社團的慈善義診活動在近代上海是很普遍的，據1929年6月至8月間的一次統計，實施義診送藥的慈善團體和醫院達23家，免費診療病人233213人，平均每天1582人。
這些慈善活動的意義，既在於它的濟貧扶困的實際效果，更在於市民的社會意識的形成。對這些慈善活動給予支持，並積極參與的主體，正是上海市民。從這些慈善活動的經濟來源看，有一部分是各個慈善團體早先接受的土地、房屋等產業的升息生財，以及組織義賣義演的所得。上海的市民個人和社會團體的捐助，則構成了慈善經費的源源不斷的和主要的來源。
近代上海的市民社會激勵和崇尚個人奮鬥、個人競爭和個人進取，甚至由此形成了強烈的個體本位和自我權益意識。但是與此同時，扶貧濟困的慈善活動，使相當部分的上海市民以社會良知、公共道德和社會責任的意識，表達了對於弱者的關懷，促進了社會群體的融洽。這種公共意識和社會參與，無疑對個體本位的個人主義形成了有機而合理的製衡。特別是這些慈善活動超越實用和超越功利的屬性，使得他們能夠以心靈道德的內涵，對上海市民社會的社會整合，提供相當深刻和有力的支持。
近代上海社會慈善事業的發展，是近代上海市場經濟中人文關懷的一麵。民間慈善活動的活躍，不但具有社會融合的意義，而且具有社會進步的道德意義。“隻有當我們對我們自己的利害關係負責並且有犧牲它們的自由時，我們的決定才有道德價值。我們沒有權利以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博取自己無私的美名，而我們要是在沒有選擇自由的情況下做到了無私，在道德上是不足以稱道。如果社會成員沒做一件好事都是別人使他去做的話，他們是沒有權利受到讚賞的。”近代上海民間慈善事業的發達表明，在近代上海冒險逐利的社會環境中，有一種精神在軟化著社會衝突，那就是社會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