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上海城區的擴展,使城市容納更多的人口成為可能。原來上海城局限於老縣城一地,租界建立後,城區推進到蘇州河畔,以後按由東而西,由南而北的走向擴展,期間,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經曆了三次擴展,將界址推進到靜安寺至徐家彙一帶。華界的虹口、滬西和閘北也迅速崛起,南市城區也延伸到浦東。人口的流入,使市中心區域人口過於密集,導致人口向近郊擴散,近郊也逐漸轉化為市區。
第四,市政建設和文化娛樂業的發展。租界初期,已建有道路、地下水道、路燈、行道樹等市政設施,以後又有了煤氣、自來水、電燈、電話、電報。到20世紀初,電車、汽車相繼引進,還建有挪威別墅式、英國鄉村式、希臘古典式、歐洲宮廷式等成百上千風格各異的別墅洋房。文化娛樂方麵,擁有舊中國最多最先進的電影院、戲館、遊樂場、舞廳、彈子房等,犬馬聲色獨步一時,使上海成為中國有產者的理想樂土,吸引了一批批下野軍閥、失意政客、逃往地主和富家子弟。
於是,上海迅速地從一個沿海縣城發展成為一個大型的集合城市。
由於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城市區域人口擁擠,交通、教育、住房等的發展遠遠落後於人口的增長。難民們隻能在城市的邊緣地區安家落戶,他們用毛竹片、油氈、舊木料等搭成簡易棚戶或半地下的蝸居。在數百萬平方米的棚戶區裏,均沒有像樣的道路和下水道,沒有自來水和電燈,沒有有效的社會治安控製。於是,黑社會組織便乘虛而入,這裏成為窩贓銷贓、聚眾鬥毆、策劃犯罪的藏汙納垢之所,成為社會惡勢力的培養基地。同時,為確定棚戶區內的社會“行為規範”,維持該地的“正常”生活秩序,其內部也會產生流氓集團,如“十八條漢子”“三十六股黨”等。
城市經濟的發展在一定時期總是有限的,不能立即容納如此迅速膨脹的人口,有相當部分的難民即被排斥在城市經濟係統之外,從而導致了失業、無業人口的增加。於是,當時的上海出現了一個龐大的城市過剩人口群——無業遊民階層。
近代上海的遊民階層是一個龐大而又極其複雜的社會階層,主要是由以下成分構成:
破產農民。這是遊民中的主要成分。失去土地的農民除了一身力氣外,兩手空空,別無長物。他們憎恨這個社會,具有叛逆心理,在長期失業的貧困、饑餓折磨下,為了生存,他們隻得從事偷竊、搶劫、乞討,甚至販毒等活動,從心理的叛逆發展為行為上的叛逆,破壞性日益增強,部分人因此加入黑社會。上海黑社會中不乏破產農民出身的人物,如顧嘉棠,原來就是北新涇花農,後來經營不當破產,隻身到十六鋪謀生,憑一身拳術,打家劫舍、聚眾結夥,漸成黑社會的首領。
破產的手工業者。他們因外貨的競爭、稅捐的加重、生產的不景氣而破產來滬。一般為有手藝者,如篾匠、泥瓦匠、木匠、白鐵匠、鐵匠等。運氣好時,他們能維生,但不少人常是半工半歇,役有固定的職業,常陷於貧困,處在社會的最底層。杜月笙的四大金剛之一芮慶榮,原來就是曹家渡的鐵匠,青幫重要骨幹楊啟棠、侯泉根、姚老生、黃家豐也是手工業者出身。
失業漕夫、水手。鹹豐元年(1851年),遭糧改河運為海運後,成千上萬的漕運水手、運河兩岸的碼頭工人等均告失業。同樣,由於輪船業的興起,帆船、沙船業水手也大批失去工作,他們流入大城市後,為生活所逼投入山堂,契結金蘭,聲氣相通。在沒有希望的處境下,結夥成幫,鋌而走險。上海黑社會中的青幫頭目早先大多是運河上的漕運水手或頭目。
破落的地主、富農和商人。各地入滬的富商大賈及其子弟,或受動蕩經濟的影響而家業衰敗、傾家蕩產,或迷戀於十裏洋場的花花世界,將祖宗積蓄花在長三堂子或賭台之上,青蚨揮盡後,無技可依,而淪為癟三、浪蕩子,於是犯罪和投靠黑社會就成為他們生存的唯一路途。
流浪兒童。流浪兒童有兩類,一是上海鄉鎮在經濟動蕩中產生無數家庭的破裂,從而使這些家庭的孩子無家可歸;二是外地的兒童流入上海,他們或為瀕於死亡的父母所賣所驅逐,或父母亡故後,隻身流浪,也有被拐騙而來。社會學家李斯恃曾指出:“大眾的貧窮是培養犯罪的最大基礎。”流浪兒童缺少家庭教育和家庭溫暖,時刻在死亡線上掙紮,隻要有人或有機會能稍微改善一下他們的生活,他們就會投靠,甚至為其賣命,這些人組成了黑社會源源不斷的預備隊。
除以上五類人員外,還有被裁撤的士兵、失意的政客軍閥、占卜算卦之輩,也會在不同的情況下加入到黑社會的隊伍中去。
二、城市化過程中人口群體結構的失調
上海城市超負荷的發展,使人口群體結構嚴重失調,家庭紐帶嚴重弱化。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它在經濟上維持成員生活、擔負養育和教育後代的職能,又是其成員活動的中心。而超常都市化帶來的經濟與文化的衝擊,使人們的觀念迅速變化,大量移民的流入,使得單身家庭、婚外同居現象增多,家庭分裂趨勢明顯,傳統的婚姻和家庭價值日漸下降,家庭成員之間聯係減少,感情淡薄,嚴重削弱了家庭的傳統維係職能,相當一部分家庭甚至遺棄、散養孩子,或因貧困無力撫養致使孩子離家出走。這些無家可歸的流浪兒往往加入或形成癟三團夥,成為職業黑社會成員的部分基礎與後備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