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密度增加和人口性別比例的失調，是人口結構轉型失調的又一種表現形式，它引起城市居民個人行為的變化。開埠前，上海地區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裏626.6人，到1914年已增到每平方公裏3600人，到1935年又增加到7000人，1949年老閘區的人口密度竟高達14萬人。在村莊和小鎮內，居民之間保持著長期的麵對麵的交往接觸，彼此以傳統的道德觀念為準則，關係和睦，生活平靜。但在上海這個移民密度極高、成分極其複雜、規模巨大的流動社會中，市民彼此之間的接觸是一種分散的、即時的社會交往。人們隻在其生活道路的交叉點上才能彼此發生交往和接觸，如教師與學生、店員與顧客、老板與工人。這種偶爾的接觸很難建立起友愛與感情，而隻能以實際利益為規範相互關係的準則。成分複雜的外來人口，使上海城市社會的文化、語言、宗教、倫理以及風俗習慣非常混雜並相互影響，促使人們在思想、語言、行為上越來越遠離傳統的約束，傳統道德規範和禮俗風尚的社會控製力下降，在新舊轉軌的空白地帶，就會衍生青少年的墮落與犯罪，蔓延娼妓、吸毒、搶劫、騷亂等城市病。
近代上海的人口性別比例也呈現嚴重失調現象。據民國政府1947年公布，全國性別比為110，上海性別比達到156，高出全國46個百分點。1876年上海英美租界的性別比竟高達297。出現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外地湧入上海尋找生計的一般總是男性青壯年。人口性別比的嚴重失調和男性大量單身或未婚的狀況，客觀上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並刺激娼妓、鴉片、賭博業的繁盛。而煙、賭、娼業的蔓延正是孕育黑社會組織的溫床。
群體結構的失調，容易導致黑社會外圍組織——“幫”的出現。當移民來到城市後，已喪失了傳統社會中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組織，他們已沒有土地財產、戶籍與職業，麵對嚴峻的生存威脅，必然會產生一種自發的、尋求幫助和協作的心理，迫切要求建立新的社會網絡。
不同的移民素質會產生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在這裏，我們試以同樣是移民城市的美國紐約來和上海作一比較。
紐約的移民除了同樣懷有以上的心態外，由於獨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使他們的思想早已刻上民主和公民意識的烙印，公眾的平等觀念使強迫式命令和無條件地服從無兜售的市場，公民的社會義務觀念取代了狹隘的家庭責任感。因此，在這種社會心理基礎上產生的是民主性質的自發性團體，例如聞名於世的“自由之子”、“自由之女”社。這些團體旨在使移民適應競爭社會的行為規範，提高移民的各方麵素質與修養。
而19到20世紀的上海移民的心理與紐約移民則大不相同。長期的封建製度統治使移民不可能產生出民主與公民意識，他們中最普遍的心理便是梁山泊式的兄弟互助觀念。特別是處於社會下層的移民，在這種心理基礎上，就產生了傳統的、保守的，乃至破壞性的手段抗衡社會動蕩，以求於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移民社會組織——幫。故而幫的產生，是中國社會、中國曆史的現象。
下層移民進入城市後，初來乍到無親可依，加之語言不通、習俗迥異，處處受到中外統治者、封建把頭侵害與欺淩，有時還要遭受本地居民的歧視，尤其是遊民階層，更是掙紮在社會的最底層。在此種窘境下，講五湖四海，尚江湖義氣的幫會，幾乎成為他們唯一的投靠對象，於是，遊民們歃血焚香，或投入山堂，或義結金蘭，將個人的前程寄托在“兄弟急難，親逾骨肉”的基礎上，幫會成為遊民的集合體，也成為大量新移民在上海立足安身、謀求職業的主要靠山。
就是那些幸運的就業者們，麵對殘酷的社會現實，也須拜師交友，通過幫口、幫會的勢力保住飯碗，避免卷入失業者的洪流。初期的幫會以鄉籍為紐帶組成，如廣東籍海員組織的“聯益社”“群義社”“關帝會”“同心會”等，寧波籍海員中的“焱盈社”“保安水手公所”等。以後在一些行業中，鄉籍的因素日益淡化，但結幫入會的風氣一直長盛不衰，保守的估計，上海工人中至少有20萬是幫會成員。朱學範曾指出：“上海的在業工人最多，失業工人最多，入幫會的工人也最多。”尤其是在海關、銀行、郵局、電車等收入稍豐的行業工人中，為保住飯碗，拉幫結社互為倚靠之風盛行，這些都大大刺激了幫會隊伍的壯大。
幫會作為上海下層的主要社會組織，主要是遊民的集合體，遊民、幫會、黑社會這三者是緊密相關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遊民作為無產階級中境遇最差的一部分，隻能以犯罪活動作為立足謀生的手段。遊民階層的擴大，必定使幫會組織膨脹，而幫會的膨脹又促進了黑社會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