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顯然“保留了大量的16世紀和17世紀英美祖先所特有的那種古老的海盜式掠奪精神”的殖民者，憑其凶殘狠毒的本能，空空妙手輒成百萬富翁，發跡之後，傾吐一句肺腑之言：“我愛上海，甚至超過我的祖國。”其原因就是“上海使我成為一個體麵的紳士，而在故鄉我隻是一個一文不值的壞家夥”。
外國殖民者的大肆掠奪和胡作非為，無疑對處於劇烈變動和膨脹的近代上海社會風氣，造成極大的負麵影響和惡性導向。毫無社會保障的大批無業遊民，甚至因對處境惴惴不安的正常工作者，都會投入黑社會的非常規勢力傘下。
在近代上海的民間組織上，幫會和黑社會這種“民間組織”的蔓延和盛行一時，也反映了一個遍及中外古今的社會規律。每在統治權力的鬆動和空隙之處，以及在社會控製有所弱化的時候，民間社團的一種異化形態，也就是用威權形式以建立“保護”傘，以及非法攫取利益的幫會及黑社會組織，就會滋生和蔓延。因此，從晚清民初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幫會和黑社會就在上海泛濫一時。它們在當時的社會生活、鴉片交易、地方事務、甚至是政治鬥爭中，演繹了大量的極端性事件，並且以其有組織犯罪的常規形態，在民間充當了一種“權威組織”。上海地區的黑社會勢力甚至在開始的時候還得到了權力的某種支持。比如在法租界初設以後，租界內的治安秩序悉由從法國征募的巡捕承擔，這些人本身的素質多成問題，加上對上海的市風民情毫不熟悉，以至於對一些地痞流氓的偷盜滋事束手無策。當時的法租界缺乏工業，穩定的稅源主要靠煙、賭、娼的稅收。1865年法租界煙、賭、娼的營業執照收入占到整個稅收的46.6%，直至1906年，花捐賭稅一直是法租界當局重要的財政收入。然而法租界當局發現，將花捐煙稅承包給有能力的地痞流氓，委之以職權，既能夠如期收到捐稅，又能夠有效維護市麵安靖。於是，一個名叫“黃金榮”的人物就應運而生了。諸如此類的租界權力與黑社會互為依存的關係亦即“黃金榮現象”，也開始形成。此後的反清革命，也借重過青幫、洪幫的人脈關係。而蔣介石在北伐以及在“四一二”事變中，也都倚重並與上海的黑社會勢力達成某種交易。
於是，幫會和黑社會就在近代上海的某一時期泛濫一時，並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
但是，盡管黑社會性質的民間團體曾在上海猖獗一時，但是它作為市民社會的一個“異生體”，終究隻能成為曆史進程中的一個短暫的過渡現象。
這首先是因為幫會和黑社會固然是民間社會的一種自發組織，並且也在對平民的濟貧紓困以及在諸如“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的宗旨上，產生過一些正麵的感召，但是對於近代市民社會民主開放和個體自由的根本價值立場，它又是以封建宗法的組織方式、有組織犯罪和社會破壞，而站在了對立麵的位置上。這裏的悖論甚至在於：當市民個人為了反抗權力和爭取個體自由而加入到這種民間社團時，他們又會在贏得某種權益保護、獲得融入社會的管道時，重新陷入新的集體強權之中，從而重新喪失個體本位和個人主體的價值立場。因此，在自由權利、公正公義的社會體係尚未形成之際，幫會和黑社會可能會成為民間社團的一種選擇。但是，毫無疑問，隨著市民社會的民主進程以及市民社團不斷趨於成熟，黑社會將最終為社會民眾所唾棄，從而失去它最根本的社會基礎，走向式微。
在社會的法製係統尚未健全以至是嚴重失範的情況下，就會給黑社會留下活動空間，某種權力機構甚至會有如“黃金榮現象”那樣對黑社會現象予以利用並給予某種姑息。但是一旦權力控製及其法治狀況得到加強，良性社會的責任要求就會促使當權者對黑社會活動采取嚴厲的打擊和整肅。如，黃金榮曾經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職，同時經營鴉片交易，控製黑社會。但是此後，在報紙抨擊和多方指控之下，巴黎當局召回時駐上海總領事葛格霖，就上海法租界的流氓活動和煙賭情況進行質詢，隨即又將巡捕房總監撤職並調回法國，並重新進行了人事安排。接著，法租界就開始嚴禁煙賭，大殺流氓氣焰，黃金榮也不得不由此收斂了鋒芒。
在近代中國的政治鬥爭中，幫會和黑社會曾經成為各方政治力量予以利用的勢力。但是在本質上，幫會和黑社會是體製外的組織形態，最終必定為政治權力特別是專製權力所不容。1928年，蔣介石在上海坐穩，當時國民黨市政府派員檢查全市包括租界的戲館，一開始遭到了控製法租界戲館的黃金榮的拒絕，“租界上的事情，市政府管不著！”但是沒過多久，法國總領事親自知會黃金榮：法租界內的戲館須接受中國官員的檢查。這個信號的意義顯然在於：新的政治權威已經開始矚目於傳統的黑社會勢力範圍了；政治格局的變化，也使得租界當局不得不就此予以合作。同樣，上海黑社會的頭麵人物杜月笙曾與蔣介石有過相當的合作和交情，甚至被委任以“少將參議”，但是在蔣介石真正成為“黨和國家”的領袖時，杜月笙就立刻受到了冷落與約束。
但值得說明的是：近代上海，社會安全秩序紊亂，黑社會橫行的狀況，反過來也是各種民間社團大量建立，以保護自己正當權益和抵抗破壞力量的促進因素。近代上海就是處於這種正、反較量，良、惡博弈的無窮張力之中。正是由於創立了大量的社團組織，近代上海才能夠維持著社會的基本穩定，不斷承載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