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上海社團發展的教訓
（一）社團發展需要正確政治思想指導
近代上海社團組織的發展，是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思想影響下逐步形成潮流的。晚清新政時期，清政府迫於內外壓力開始逐步鬆動對社團組織的防範和打擊政策，1903年設立的商部，曾製訂有鼓勵組織商會的條例；1908年，清政府頒布了《結社集會律》，既是試圖遏止社團大發展的勢頭，也是不得不對社團存在的承認。
政府的承認和民間的熱衷，是近代上海社團發展的精神驅動力。但是，資本主義思想文化的影響和資本發展的利益導向，使社團成為維護資本發展秩序的力量，並逐步成為社會進一步變革的障礙、成為資產階級利益維護者。事實上，近代上海資本主義思想指導下的社團，從組織結構到領導集體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如近代上海最有代表性的上海總商會，其曆任總董、總理或會長無不是近代上海工商界的頭麵人物或聲名顯赫的買辦資本家，諸如，嚴信厚、周金箴、朱葆三、虞洽卿等人。
近代上海各類社團產生和發展的曆史軌跡，說明不同政治思想指導的社團，其曆史命運迥然不同。會館公所等封建性社團的組織方式和功能，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發揮逐步沒落了。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上海商會、行會和其他經濟、文化社團在衝破封建束縛、推動近代化發展中是社會的進步力量，但其曆史腳步隨著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進程也逐步落伍了，有些曾經進步的社團甚至墮落為反動勢力的幫凶。隻有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指導下的社團組織，才隨著曆史變革走向寬廣的前程，並不斷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進步。近代上海很多共產主義思想影響下的社團，如工人階級組織、前進青年組織等，都隨著新中國的建立繼續發揮著重要的社會作用。
（二）社團發展需要政府的管理和監督
由於缺乏政府對社團組織的有效管理和監督，近代上海社團在普遍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魚龍混雜、良莠叢蕪的局麵。近代上海黑幫組織的泛濫猖獗與政府缺乏對社團的有效監管直接有關。民間社團隻有在政府有關機製的監督和管理下，才能正常發展，否則以自身利益為導向的社團，就會脫離社會利益的健康軌道，演變為危害社會整體利益的勢力。封建會道門和一些幫會、遊民組織，後來發展為近代上海影響廣泛的黑社會，成為社會正常秩序的威脅和維護社會秩序的對抗力量，除去其組織思想狹隘落後之外，政府對社團的管理缺位和領導失位不能說不是主要原因之一。
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政府曾對近代上海社團進行了整頓，有效地發揮了健康社團的社會管理作用，同時消除了不法社團和堅持極端利益社團的破壞作用，留下了政府對社團管理的一些經驗。中國共產黨在特殊時期對於舊式社團的管理和整頓，是政府管理社團的成功先例。例如，在對待近代上海房客組織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認為，“很明顯，舊有的各種裏弄組織不是為了裏弄居民謀福利，而是某種特殊聯合組織維護自己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而組織的。”因此，新政府對這類組織抱著全然取締的態度，“對舊的裏弄組織要有步驟有領導地一律加以堅決打碎”。因為，“這種組織一方麵為了對抗房東，一方麵有些政治上的投機分子企圖利用群眾組織，‘作建立基層政權之組織之張本’”的打算。對脫離政府管理目標的社團組織，決不放任。
當時，上海市政府對社團的管理，是根據社團本身對新社會的作用進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上海市政府在全麵接管基層社會的公共事務過程中，考慮到全麵接管基層社會管理事務麵臨資源的嚴重不足問題，在對待具有公益性的社團上，不僅延續了舊式社團的存在、繼續發揮其社會積極作用，社團組織的領導也繼續以往的業務。例如，1943年由上海浦東同鄉會設立的浦東第一兒童教養院，在新中國成立後擴充收容名額，收留新來的街頭流浪兒童，並實施民主領導和民主管理，會館一邊政治學習，改造思想，一邊配合政府進行公益活動，其中一項工作就是清理長期以來到處置放、埋葬的積柩。另根據1951年1月上海市會館公所山莊聯合會的半年工作概要的記載，會館組織在政府的管理下，開展了“舉辦清寒助學金”；“響應軍管會號召讓出部分房屋借作難民收容所”；“勸募寒衣及代金”等工作。
新中國成立初期對舊社團的改造管理，使舊社團發揮了新作用，說明了對社團的監管是社團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