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學者利貝斯和卡茨在1993年運用焦點訪談的方法，調查了不同文化群體對美國電視節目《達拉斯》的接受狀況。他們提出了這樣兩個問題，一個是直接針對“文化帝國主義”話語的，即：《達拉斯》以及諸如此類的節目是否不僅是可供銷售的文化產品，而且也是顛覆本土文化價值的工具？另一個從以色列國家種族構成的角度提出來的，即：這些不同的種族群體是否能夠“使用”由《達拉斯》這類節目所展現出來的異域文化來反思重新定位他們自己的身份，並且拿他們自己不僅與美國人而且也與其他種族的以色列人進行比較？而在利貝斯等人進行的此項研究中，把以種族差異為基礎的文化背景差異作為因變量，深入考察因此變量的變化所引起的效果差異。這樣的研究視角對於民族文化的研究有很大啟發意義。這不僅在跨越國家界限的文化類型之間的比較上具有意義，在一個“多元一體”的民族國家內部，應該具有同樣的效力。
二、關於電影的生產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技術的進步與社會環境的改變，在世界範圍內，文化開始按照工業化的模式進行生產。電影業被視為“最主要的文化工業之一，組織生產出產品向全國和世界絕大多數受眾發行”。在我國，電影主管部門經過多年的實踐和把握，也提出了電影的“三性”，即“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學者左衡曾評價這“三性統一”的命題體現了對電影業準確的認知和精辟的概括。因為“原本包容於‘藝術性’概念裏的‘觀賞性’之所以獨立出來，正是因為電影的商品性日益強化，要更多地考慮受眾br消費者的要求”。由此可見，對於電影的工業屬性與商業屬性，已獲得了廣泛共識。
生產是文化工業中一個核心環節，對它的分析中，西方研究者常借助於經濟學裏的寡頭壟斷理論。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指出：尋求利潤的目標導致了溫和而順從的文化產出；這種產出極少冒險，而是試圖贏得盡可能多的觀眾。美國學者克蘭（Grane）也持相同的觀點：“工業結構的類型對文化活動場所中的文化特點具有重要影響。屬於寡頭壟斷的公司以最大限度獲得利潤的方式選擇文化產品”。這就導致生產企業失去創新的動力，樂於複製那些已經取得成功的文化產品，最終導致生產的高度標準化和產品的同質化。
此外，相關的研究還會圍繞著對文化生產造成影響的關鍵因素展開。首先是視聽受眾，文化生產者會按照他們所認為的目標受眾的需求和興趣，來塑造自己的產品。如克蘭就認為，視聽受眾所接受的文化，就是“為了盡可能反映他們的品味、興趣和態度……（並且）讓消費者從中看到他br她自身的形象”。這一領域的研究，常探討生產者與視聽受眾雙方視角的吻合與差異，特定內容被觀眾中不同群體據為己用的方式，以及現有文化內容為適應觀眾需求和期待的轉變而發生微妙變化的情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學者利貝斯和卡茨在1993年運用焦點訪談的方法，調查了不同文化群體對美國電視節目《達拉斯》的接受狀況。他們提出了這樣兩個問題，一個是直接針對“文化帝國主義”話語的，即：《達拉斯》以及諸如此類的節目是否不僅是可供銷售的文化產品，而且也是顛覆本土文化價值的工具？另一個從以色列國家種族構成的角度提出來的，即：這些不同的種族群體是否能夠“使用”由《達拉斯》這類節目所展現出來的異域文化來反思重新定位他們自己的身份，並且拿他們自己不僅與美國人而且也與其他種族的以色列人進行比較？而在利貝斯等人進行的此項研究中，把以種族差異為基礎的文化背景差異作為因變量，深入考察因此變量的變化所引起的效果差異。這樣的研究視角對於民族文化的研究有很大啟發意義。這不僅在跨越國家界限的文化類型之間的比較上具有意義，在一個“多元一體”的民族國家內部，應該具有同樣的效力。
二、關於電影的生產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技術的進步與社會環境的改變，在世界範圍內，文化開始按照工業化的模式進行生產。電影業被視為“最主要的文化工業之一，組織生產出產品向全國和世界絕大多數受眾發行”。在我國，電影主管部門經過多年的實踐和把握，也提出了電影的“三性”，即“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學者左衡曾評價這“三性統一”的命題體現了對電影業準確的認知和精辟的概括。因為“原本包容於‘藝術性’概念裏的‘觀賞性’之所以獨立出來，正是因為電影的商品性日益強化，要更多地考慮受眾br消費者的要求”。由此可見，對於電影的工業屬性與商業屬性，已獲得了廣泛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