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是文化工業中一個核心環節，對它的分析中，西方研究者常借助於經濟學裏的寡頭壟斷理論。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指出：尋求利潤的目標導致了溫和而順從的文化產出；這種產出極少冒險，而是試圖贏得盡可能多的觀眾。美國學者克蘭（Grane）也持相同的觀點：“工業結構的類型對文化活動場所中的文化特點具有重要影響。屬於寡頭壟斷的公司以最大限度獲得利潤的方式選擇文化產品”。這就導致生產企業失去創新的動力，樂於複製那些已經取得成功的文化產品，最終導致生產的高度標準化和產品的同質化。
此外，相關的研究還會圍繞著對文化生產造成影響的關鍵因素展開。首先是視聽受眾，文化生產者會按照他們所認為的目標受眾的需求和興趣，來塑造自己的產品。如克蘭就認為，視聽受眾所接受的文化，就是“為了盡可能反映他們的品味、興趣和態度……（並且）讓消費者從中看到他br她自身的形象”。這一領域的研究，常探討生產者與視聽受眾雙方視角的吻合與差異，特定內容被觀眾中不同群體據為己用的方式，以及現有文化內容為適應觀眾需求和期待的轉變而發生微妙變化的情況。
其次，在宣傳特定藝術形式這一方麵，文化企業家、讚助人和斡旋者所起的作用與機構把關者相似。他們通常會利用自己的經濟資本或社會資本，來讚助特定形式的創造性活動；在他們看來，這類活動或能提高自身的威望，或有利可圖。這個問題在維多利亞·亞曆山大對藝術展覽的研究中得到了闡述。他還指出，國家政策和國家機構也能在文化生產中起到重要作用。國家在藝術方麵的參與，往往都是為了促進高雅文化的發展，並維持特有的國家傳統與產業。
最後，研究者還將生產的社會條件，即藝術家工作時所處的創造性環境作為文化生產的影響因素。至於較為主流的文化產品，他們通常把企業組織文化、利潤動機與權力關係描述為決定文化產出形態的關鍵因素。
顯而易見，西方的文化生產理論成果為我們分析中國電影生產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視野，但如果直接拿來套用，顯然忽視了經濟環境、政策環境及社會文化環境的差異。若要切中肯綮，一方麵，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來審視我國的電影生產；另一方麵，人類學的視野是我們保持自己文化同一性並警惕西方中心論和文化帝國主義所必需的。
三、對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研究
在我國，對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研究已逐漸成為一門“顯學”，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麵：第一，少數民族電影是我國電影的一個重要題材類型，新中國成立以來，已有四百多部影片問世，正是這些豐富燦爛的電影作品引發了學術界對它的濃厚興趣。第二，1949年之後，我國建立起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現代民族國家，維護國家穩定與各民族間的團結是國家政權的一個基本任務。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成為負載意識形態、國家話語的一個重要媒介載體，而研究者也就這類影片如何將政治性與藝術性更好地結合展開了討論。第三，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民族身份認同理論得到發展，學者從文化研究的角度批判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的他者（the Other）視角、獵奇性創作，以及將一些附加或想象的因素強加到少數族群身上的創作。新世紀以來，理論界開始更多地關注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在挖掘民族文化主體性價值、建構少數民族主體性身份中起到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之前，對少數民族電影的研究還處於一個理論初探的階段，僅限於對“少數民族電影”概念的爭論、影片的創作規律及藝術價值的分析等。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時期，相關研究還在“能指”的範圍內，對影片的“所指”（到底想說出什麼）卻未能揭示出來，同時沒有將這些影像表意符號與更廣泛的文化主題、意義聯係起來。
20世紀90年代之後，相關研究的理論視域不斷擴大，具體來講，主要沿著以下五條路徑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