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研究方法
從總體上看，本書是在文化研究視域下對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展開研究，相應地，也是以文化研究的方法來探討電影的生產與傳播。“這不僅由於文化研究素來重視文化生產、消費與接受層麵，而且是為了通過對其生產與銷售的觀眾，發現其背後的政治、經濟脈絡，發現某一特定的文化br電影文本與其他政治場域、意識形態實踐間的耦合方式”。
文化研究與電影研究彼此關聯和借重，這意味著盡管對電影的分析仍然以文本為中心，卻將電影文本置於多元文化背景中，用各種相關的文化批評方法進行多角度的闡釋，力圖把電影視為一種開放性的，與經濟體製、工業生產方式密切相關的大眾文化現象而進行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確切地說，“我們是從一種電影事項（ematic event）——所有與電影有關的機構、活動、文本和媒介——的維度來思考的。電影製作與接受兩者都可以拓展成為一種無限廣闊的文化空間”。
格雷姆·特納總結道，很多人在理解電影與文化的關係時，選用各種不同的標題，例如，電影與社會、電影與政治、電影與大眾文化。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分析往往假設電影與社會之間多少存在一種“反映性”（refleist）的關係。即電影被看作是對其文化中的主流信仰和價值觀的“反映”。但這種方法未免過於簡單。“反映”這個比喻繞過了電影、散文和對話等任何一種表達的形式都必須經曆的選擇和組合過程。再者，在社會與所謂的鏡子之間存在著一整套文化、亞文化、產業和製度的決定因素，它們相互競爭、彼此對抗。
與反映論不同的觀點來自結構語言學、結構人類學、文學理論以及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所有這些理論都有助於我們把電影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置於任何形式的再現與其文化的更為廣闊的關係之中。對電影與文化的關係有兩種廣義的研究方法：文本（textual）方法和語境（textual）方法。文本方法關注一個電影文本或一組電影文本，從這些文本中“讀出”有關電影文化功能方麵的信息。例如，我們可以在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經常讀解到代際衝突，這象征著“文化變遷中產生的差異性空間，即西方現代性br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文化的差異與衝突”。
語境方法通常分析的是決定一國電影產業的文化、政治、製度和產業因素。這些研究真正關心的是文化生產的過程，而不是再現工作本身。例如，美國的克裏斯汀·湯普森與道格拉斯·高莫瑞、英國的約翰·巴爾以及澳大利亞的約翰·杜克拉和湯姆·歐裏根，都分析了一部電影在被評論者看到之前，影響文本形式的諸多因素（實際上就是決定一個項目能否成為一部影片的所有環節），包括文化政策、政府幹預、審查製度、技術、製片—發行—放映鏈中的所有權模式、電影產業的商業實踐、公共機構、電影產業的全球特征等。
美國波德維爾、斯泰格和湯普森的《經典好萊塢電影》（The Classical Hollywood ema）（1985），澳大利亞蘇珊·德莫迪和伊麗莎白·傑卡的《放映澳大利亞》（Sing Australia）（1987），都結合了文本和語境兩種方法。本書采用的主線是，從經濟與文化互動發展的視角考察電影，但整體上更偏重經濟作用於文化這一向度。具體而言，是將研究對象置於政治經濟學視域下，考察經濟特別是以資本控製為導向的電影產業邏輯如何作用於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生產與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