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還在20世紀50年代陸續興建了珠江、西安、峨眉、瀟湘、天山、廣西、內蒙古電影製片廠，這些廠是在考慮了地域、民族分布後建立起來的，至此，新中國已建立了11個故事片廠。值得一提的是，少數民族自治區成立後，也相繼建立了電影製片廠，例如1956年成立的內蒙古電影製片廠和1959年成立的新疆電影製片廠（1979年更名為天山電影製片廠）；1958年7月，雲南民族電影製片廠成立，這是全國唯一以“民族”冠名的電影製片廠。上述三家製片廠及廣西電影製片廠後來都成為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的主要生產力量，它們立足於本地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以拍攝本民族或本地域少數民族影片為主。內蒙古電影製片廠每年都會生產出4~5部民族電影，最多的時候一年生產的影片達7部之多。天山電影製片廠在改革開放後迎來了生產的高峰期，共拍攝了100多部民族題材影片。這也是為什麼蒙古族和維吾爾族影片在族別影片中數量居首的原因。
整個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少數民族地區的電影工業並不是孤立發展的，它獲得了全國其他地方的支援，體現出了國家文化工業均衡發展的戰略和集體共享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特征。內蒙古電影製片廠、廣西電影製片廠都是由長春電影製片廠（簡稱長影廠）援建的。以廣西電影廠為例，它是長影廠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聯合援建的，最初隻能生產少數民族語言譯製片和新聞片。1960年，長影廠到廣西拍故事片《劉三姐》，廣西廠的工作人員做輔助，影片拍攝的過程，實際上也是長影廠為廣西培養故事片拍攝人才的過程。由於長影廠電影的拍攝，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很快有了自己的電影明星。比如廣西有主演《劉三姐》的黃婉秋，雲南有主演《五朵金花》的楊麗坤，這些邊疆地方戲曲或歌舞演員成為享譽全國的電影明星後，並沒有被吸納到全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而是仍然留在了本地的文化工業中。
曆史證明，建立民族地區電影製片廠這一頂層設計為全國少數民族電影事業勾勒出了重點發展的地域空間，少數民族電影四大生產基地由此奠基，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這四大民族電影製片廠為西部主要少數民族地區的電影的攝製、譯製等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尤其是天山電影製片廠和內蒙古電影製片廠碩果累累：培養了塞夫、麥麗絲、廣春蘭、金麗妮、卓·格赫、寧才、高峰、西爾紮提·亞合甫等一大批優秀的少數民族電影創作人才，出品了《東歸英雄傳》《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不當演員的姑娘》《吐魯番情歌》《美麗家園》《大河》等優秀的少數民族題材影片。
國家還在20世紀50年代陸續興建了珠江、西安、峨眉、瀟湘、天山、廣西、內蒙古電影製片廠，這些廠是在考慮了地域、民族分布後建立起來的，至此，新中國已建立了11個故事片廠。值得一提的是，少數民族自治區成立後，也相繼建立了電影製片廠，例如1956年成立的內蒙古電影製片廠和1959年成立的新疆電影製片廠（1979年更名為天山電影製片廠）；1958年7月，雲南民族電影製片廠成立，這是全國唯一以“民族”冠名的電影製片廠。上述三家製片廠及廣西電影製片廠後來都成為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的主要生產力量，它們立足於本地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以拍攝本民族或本地域少數民族影片為主。內蒙古電影製片廠每年都會生產出4~5部民族電影，最多的時候一年生產的影片達7部之多。天山電影製片廠在改革開放後迎來了生產的高峰期，共拍攝了100多部民族題材影片。這也是為什麼蒙古族和維吾爾族影片在族別影片中數量居首的原因。
整個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少數民族地區的電影工業並不是孤立發展的，它獲得了全國其他地方的支援，體現出了國家文化工業均衡發展的戰略和集體共享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特征。內蒙古電影製片廠、廣西電影製片廠都是由長春電影製片廠（簡稱長影廠）援建的。以廣西電影廠為例，它是長影廠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聯合援建的，最初隻能生產少數民族語言譯製片和新聞片。1960年，長影廠到廣西拍故事片《劉三姐》，廣西廠的工作人員做輔助，影片拍攝的過程，實際上也是長影廠為廣西培養故事片拍攝人才的過程。由於長影廠電影的拍攝，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很快有了自己的電影明星。比如廣西有主演《劉三姐》的黃婉秋，雲南有主演《五朵金花》的楊麗坤，這些邊疆地方戲曲或歌舞演員成為享譽全國的電影明星後，並沒有被吸納到全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而是仍然留在了本地的文化工業中。
曆史證明，建立民族地區電影製片廠這一頂層設計為全國少數民族電影事業勾勒出了重點發展的地域空間，少數民族電影四大生產基地由此奠基，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這四大民族電影製片廠為西部主要少數民族地區的電影的攝製、譯製等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尤其是天山電影製片廠和內蒙古電影製片廠碩果累累：培養了塞夫、麥麗絲、廣春蘭、金麗妮、卓·格赫、寧才、高峰、西爾紮提·亞合甫等一大批優秀的少數民族電影創作人才，出品了《東歸英雄傳》《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不當演員的姑娘》《吐魯番情歌》《美麗家園》《大河》等優秀的少數民族題材影片。
除了拍攝主體為國營電影製片廠外，拍攝資金也全部由各級政府出資，發行統購包銷，這種電影體製既保證了少數民族電影創作的繁榮，也使國家能從整體上把握住這類影片的發展方向。總體而言，國家首先在生產格局上保證了此類題材樣式的產出規模；其次，還從政策層麵來推動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生產。1954年秋，中央電影劇本創作所製定並公布了《1954—1957年電影故事片主題、題材提示（草案）》，共提出了9個創作方向，其中就包括了“少數民族人民生活”。《草案》還對這類題材中的人物設置、主題內容等都做出了詳盡的“提示”，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國家將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生產置於新中國電影工業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但也束縛了創作的多樣性，造成了影片故事情節的僵化和人物形象的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