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不得不提的是由田壯壯導演的《獵場劄撒》和《盜馬賊》。這兩部影片深受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和日本導演新藤兼人《裸島》的影響，把故事以及敘事元素降到了最低點，以紀實手法，再現了宗教傳統在蒙古族文化和藏族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尤其在《盜馬賊》中，出現了大量神秘的藏族宗教儀式，如祭山神、插箭、沐浴節、護法神舞、跳鬼舞、天葬等。大量的民俗、宗教場麵的記錄，顯示出創作者對於高原深處藏地文化的濃厚興趣。這種興趣如此之大，以至於田壯壯宣稱“故事是不重要的”。但這些宗教儀式和場麵或許可以讓人類學者“細讀”其中所蘊含的豐富象征意義，卻令普通觀眾感到很茫然。總之，由於忽視了電影最基本的敘事功能，片麵強調鏡像的哲理和宗教內涵，最終使它們幾乎完全喪失了本土電影市場，僅僅成為理論家研究的一個範本。
布迪厄在論及藝術場與文學場的生產原則時指出：“每一種體裁都趨向於分為兩個市場：一個探索領域和一個商業領域。這兩個市場是兩級，一方麵是純生產的一級，生產者傾向於將極少數的專業人士當作他們的主顧；另一方麵是大生產的一級，大生產順應廣大公眾的要求”。這一點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中國的文學藝術生產場內部形成了保留給生產者的“純生產”和滿足廣大公眾需求的“大生產”之間的兩級對立格局。顯然，探索片站在了“純生產”這一級，藝術家群體構成了它的觀眾市場。它在敘事上的晦澀難懂、節奏上的舒緩沉悶、藝術上的標新立異，顯示著創作者對觀眾的疏遠以及與商業規則的格格不入，製片廠的動機與其說是人類學的，毋寧說是為了獲得被官方和學術界所認可的先鋒地位。
二、市場壓力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娛樂化轉向
新時期中國電影在藝術上一路高歌猛進，在電影市場上卻是一路走低。“1987年中影公司在國產片發行上虧損2800多萬元，全國三分之一左右的發行企業虧損，1988年有45%的影片發行不足60個拷貝；北影廠也在1987年開始出現虧損，上影廠到1989年10月借貸、欠款達2005萬元，西影廠的借貸額超過2000萬元，而影片的製作成本卻從1985年的57.82萬元漲到1989年101萬元。在整個電影業‘虧聲一片’的情況下，電影觀眾人次仍以每年10億的速度遞減”。1987年、1988年，用於影視生產的國家投資又逐步減少，迫於生存的壓力，製片企業開始追求“好銷的”（marketable）影片，拍娛樂片成為一種現實選擇。1985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娛樂片拍攝數量最多的一年，“1988年的中國電影創作，更加突出了故事片的觀賞性和娛樂性，並生產出了武打片、驚險片、歌舞片等旨在強化娛樂功能的類型電影80多部，占全年故事片總產量的60%以上”。這種現象促使中國電影在總體結構上發生了轉型。
20世紀80年代的後三年，武打片的票房始終居於首位，其次是偵探劇和喜劇。1988年生產的148部影片當中，娛樂性較強的影片占到80%。除了經濟壓力外，在娛樂片興起的背後還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層麵的動因：首先，隨著電影體製改革的逐步推進，電影業的“文化企業”性質逐步明確，電影生產從過去完全的政治行為變成一種與政治息息相關的經濟行為，經濟利益成為中國電影的發展動力和運行目標；第二，經濟改革帶來了社會心理與價值取向的變化：談商業利益、票房價值不再被視為可恥的事情，娛樂片也不再簡單地等同於“雖然賺錢卻品味低俗的影片”；第三，生活水平的提高促進了人們消費意識的增強，在藝術方麵，人們開始追求感官的愉悅和精神層麵的享受，以釋放現代生活帶來的緊張感與壓力感。
娛樂片的創作熱潮同樣引發了電影理論界前所未有的討論熱情。1987年，《當代電影》連續刊載了以《對話：娛樂片》為題的三次討論，參與者中既有李陀、陳犀禾、姚曉濛等電影理論家，也有謝添、陳懷皚、吳貽弓、鄭洞天等一批電影創作者。這場討論試圖從電影的本體、社會功能、類型機製、觀眾的心理結構等層麵為娛樂片的合法性正名。1989年初，當時廣電部分管電影的副部長陳昊蘇發表了“娛樂主體論”的觀點，他將電影的功能劃分為三個層次，“娛樂功能是本原、是基礎，而藝術（審美）功能和教育（認識）功能是延伸，是發展”。兼具政治家與藝術家雙重身份的陳昊蘇對於電影主體功能的定位多少體現出電影主管部門對娛樂片創作的支持與倡導。鑒於當時“左”的電影觀念尚未徹底清除，對娛樂片功能的探討本身帶有敏感性，一些研究者選擇從娛樂片的文化內涵、敘述方式以及觀眾認同機製等領域，探討它的創作規律。賈磊磊在文章中明確地將“娛樂片”界定為一種“以商業價值為終極目的、以情節化的敘事模式為本體形態、以愉悅為主要功能的常規電影”。關於娛樂片的理論發展，並非本書論述的重點，但不可否認，正是這一時期的生產實踐和理論探索，把電影的娛樂功能與類型意識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刻地影響到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創作方向。
從1985年至1992年，在我國出品的72部少數民族電影中，娛樂片占到了一半左右，包含了動作片、槍戰片、警匪片、愛情片、喜劇片、懸疑片、歌舞片，最常見的故事類型為尋寶奪寶、複仇、剿匪、公安等。客觀地說，大多數影片的類型意識並不明確，往往是將各種類型元素糅雜在一起，很難將其歸入某一類別。總體而言它們藝術水準不高，創作顯得急功近利，出現了結構雷同、粗製濫造等問題，精品寥寥無幾。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除卻創作心態的浮躁之外，更多是由於當時電影工業體係落後造成的。首先表現在影片的投資規模上，娛樂片單片投資始終徘徊在100萬~200萬元人民幣之間，明顯處於低水平，造成其他相應的生產力配置如明星、特技不到位。其次，在劇作水平上普遍顯得薄弱，表現在結構技巧、懸念設置和文化內涵等方麵。概言之，原有的電影生產體製雖然接納了娛樂片樣式的存在，但是沒有在體製上完成電影生產力的配套、市場對接和規模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