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還沒有培育出成熟的觀眾群體。目前我國電影市場中觀影主體為20世紀70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觀眾，觀影動機主要是娛樂和消遣，這種視覺消費需要導致“奇觀電影占據了主導地位”，提供視覺快感成為電影的首要任務。我國著名電影編劇蘆葦對此犀利地批評道：“在電影的雙重功能中，娛樂已經畸形發展起來，但是對文化價值的追尋卻萎縮了”。而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更多的是一種文化表達，很難滿足當前以“快樂”而不是以“意義”為主導的接受期待視野。有些院線即使為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排片，但由於沒有觀眾，隻能早早撤片。我們來看看近年來一些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票房：《可可西裏》（2004）600萬，《喜馬拉雅王子》（2006）400萬，《吐魯番情歌》（2005）和《美麗家園》（2005）以賣斷方式分別折合700萬和400萬，《紅河》（2009）702萬，《岡拉梅朵》（2008）票房僅有11萬，《買買提的2008》（2008）127萬。這些影片盡管具備了一定的藝術價值並獲得了良好的口碑，但票房成績卻不盡如人意。
第四，市場意識的滯後性。總的來說有三個方麵，其一，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獲得了不同的讚助和支持，使導演在拍攝時不用去思考投資回報的問題。盡管這在某種程度上為電影創作留下了更大的空間並催生了優秀影片的誕生，卻很難在較大範圍內產生影響力。一些影片也確實具備了優秀電影必須具備的條件：好故事、好導演和適合角色的好演員，但唯獨缺少強有力的宣傳發行團隊，以至於基本上看不到前期宣傳，最終成為“博物館電影”。其二，絕大部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屬於“身份電影”，即主要麵向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觀眾群體。在美國，身份電影會避開高成本大規模的媒體宣傳，而采用口碑營銷、互聯網營銷，或以社區br地域宣傳為核心的營銷模式，這些麵向細分市場、成本低廉的營銷手段反而能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我國的低成本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與其說它們受限於資金沒有采取有效的營銷，不如說是由於市場意識的淡薄，未能對觀眾市場進行準確的定位，並采用差異化的營銷策略。在利用互聯網營銷方麵，仍然停留在簡單的信息發布的層次上，沒有很好地發揮互聯網的創意性、互動性的特點，因而很難達到理想的營銷效果。其三，就電影產業而言，存在兩種產業鏈，包括製作、發行、放映三個環節所組成的小產業鏈，以及延伸產品的開發等大產業鏈，如付費點播、付費電視頻道、電影廣告、主題公園、其他授權商品等。然而，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缺乏這方麵的市場意識，加之影片的地域色彩濃厚，製作完成後甚至沒有將少數民族語言翻譯成字幕，完全是自己拍完自己看，這也影響了它在更大範圍內的接受。
我們常用“獲獎無數，票房慘淡”或“牆裏開花牆外香”來形容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市場境遇。譬如由塞夫、麥麗絲執導的《天上草原》（2002）是我國的第一部數字電影，曾獲得了20項國內大獎，並在多國參展和放映，但由於缺乏有力的宣傳營銷，在國內的票房隻有10萬左右；《馬背上的法庭》雖榮獲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地平線競賽單元大獎，在廣東珠江院線上映卻票房慘淡，僅有2000多元收入，有些場次甚至沒有一個觀眾，結果院線方隻能取消放映。《圖雅的婚事》（2006）榮獲第57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最佳影片，國內的票房收入為135萬，如果以30元一張電影票計算，全國總共隻有不到5萬觀眾看了影片。但它在法、德、意等歐洲5國放映時觀影人次均超過了10萬人次，最終通過海外發行收回了不到500萬的投資成本。不可否認，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被歐美國家的觀眾所接受，與它們成熟的電影市場以及觀眾的受教育程度、文化知識結構有著密切的關係。若要實現與國內市場的對接和流通，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必須增強對中國當下現實問題的觀照性，提高敘事能力，克服電影語法的粗糙拙劣；另一方麵，中國電影人要逐步擺脫“厚技術薄藝術，厚製作薄創作，厚市場薄人文”的觀念，培育與提高主流觀影人群的審美趣味及人文素養。惟其如此，才能為優秀的國產影片提供一個生存繁榮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