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工程啟動至今，已經攝製完成的影片有《遷徙》（羌族）、《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裕固族）、《侗族大歌》（侗族）、《摩梭姐妹》（納西族）、《仫佬行者》（仫佬族）、《永遠的綠蓋頭》（撒拉族）；還有《折花腰刀》（保安族）、《撒爾塔姑娘》（東鄉族）、《長鼓藍調》（瑤族）、《天賜丹砂》（仡佬族）等完成了劇本的創作。以上都是描寫我國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的文化與現實生存狀態的影片，折射出國家保護和弘揚麵臨消失危險的邊緣文化，維護國家內部文化多樣性的決心和態度。
曆史劇和歌舞片曆來是少數民族影片的優勢題材，“升級版”與“國際版”的電影項目大多屬於這兩種類型，譬如《鐵木真大帝傳說》（哈斯朝魯）、《成吉思汗寶藏》（麥麗絲）、《樓蘭》（凱瑟琳·哈德威克）、《文成公主》等。上述影片全部改編自觀眾所熟知的曆史人物及故事——這樣做更容易獲得商業成功。同時，它們都由國際國內知名導演擔綱，並以合拍、高投資、現代技術包裝的新麵目出現，集探險、動作、魔幻等商業元素於一身，力圖將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由依重情節向視效電影升級。由是觀之，這些影片的拍攝全部以商業性為考量因素，旨在改變當前絕大多數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還進入不了國內電影院線和拍攝質量不高的狀況。以影片《樓蘭》為例，它共有3部，總投資達10億元，由好萊塢著名導演凱瑟琳·哈德威克執導，主要演員由國際國內一線明星組成。另外，其幕後班底的實力也非常強大，尤其在3D製作方麵，邀請了全球目前在3D拍攝、製作領域最有實力和影響力的特效總監和技術供應商。毫無疑問，以高概念的商業模式來生產與運作，不僅促進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宣傳、發行等外部要素，也同樣改變著它的敘事結構、人物塑造、美學風格等內部要素。
總之，電影工程的出台，意味著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能夠在商業電影體製下享有某種“特權”，保留一定文化的獨特性。國家為入選工程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項目提供部分或全部資金，這對於處於邊緣地位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而言，是一種莫大的支持。正如國家的文化體製改革中，會加大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投入，解決農村以及偏遠地區文化產品和服務相對缺乏的問題，豐富農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一樣，在社會轉型的今天，電影不僅僅是純粹獲取票房、製造快感的工具，還需要承擔一定的文化功能，這也是現實政治的需要。同時，我們也看到，國家電影工程也在通過各種手段促進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在創作上的轉型，使它與大眾化和市場化更好地結合，以改變其目前被市場邊緣化的困局。
除了上述方式外，國家還通過獻禮片、五個一工程獎等方式對少數民族題材主旋律電影的生產進行獎勵和資助。獻禮影片的攝製將根據題材給予100萬到200萬元的補貼。以內蒙古電影製片廠的兩部獻禮片為例，《額吉》投資360萬，國家補貼200萬，《錫林郭勒·汶川》投資160萬，國家補貼100萬。天山電影製片廠的《大河》《烏魯木齊的天空》也是兩部獻禮影片，前者是“國慶60周年獻禮影片”，後者是“建黨90周年獻禮影片”。2015年恰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60周年，天山廠又拍攝了以內地新疆高中班為素材的獻禮影片《夢開始的地方》。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革命曆史題材電影《同心》（2008）成為“寧夏回族自治區50周年”獻禮片。
從1992年起，中宣部設立了五個一工程獎，其中就有對優秀電影作品的獎勵和扶持。新時期以後，有多部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榮獲該獎，包括20世紀90年代拍攝的《東歸英雄傳》《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以及新世紀的《珠拉的故事》《西藏天空》《甘南情歌》《真愛》等。總體而言，國家對重大曆史題材影片、農村題材、兒童題材電影的資助，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生產與繁榮。
二、地區政府出資拍攝
新世紀以來，偏遠地區政府出於發展旅遊經濟的目的投資電影，成為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生產的又一個有效路徑。
（一）章家瑞的“雲南三部曲”
2001年，為了宣傳準備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哈尼梯田，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政府籌措到200萬資金，請青年電影製片廠導演章家瑞拍攝一部表現哈尼梯田的影片，於是就有了《婼瑪的十七歲》。在影片中，膠片拍攝帶來的質感加之逆光拍攝手法的使用，使銀幕上的哈尼梯田層層疊疊、錯落有致，帶著動人心魄的曲線美。同樣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哈尼族的民風民俗——傳統的服飾自不待言，唱山歌“開秧門”的農耕儀式，用擲泥巴來“選情人”的民俗，女孩出嫁前向過去情人行告別禮儀，在田埂上為病中的親人招魂等段落，無不為影片增添了一股濃厚的鄉土氣息。
當然影片的人文學意義大於地理學意義，它實際上表現了現代工業文明對古老農耕文明的衝擊。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古老的哈尼梯田成為新的旅遊資源，遊客和商賈的增多悄然改變著當地人傳統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哈尼族村寨的少女婼瑪，原本過著比較封閉甚至有些麻木的生活，在奶奶日複一日、單調複遝的織機聲中漸漸長大。然而，從城裏歸鄉的兒時夥伴洛霞帶來了林林總總有關城裏的見聞，婼瑪夢想著有一天也能到省城昆明去坐一回升降電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