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是國家話語主導下的一種藝術生產，與國家的文化政治密切相關，因此官方話語及精英話語也多是在這樣一種語境中來談論電影的意義生產。盡管新世紀的少數民族影片已經不僅僅追求政治意義，也開始尋求文化價值，但不可否認的是，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話語本質是意識形態工具，其最終目的是通過影像化敘事，來詮釋民族之間的關係及國家民族政策，完成各民族對國家的認同。因此，不能脫離時代語境以及功能定位來單純對少數民族電影進行藝術評判。正如格爾茨所指出的，每個國家的為政者“總是希望各族群放下根基性的族群感情聯係（primordial ties），而團結在造成國家群體的公民聯係（civil ties）之中”。如何致力於在全體國民中發展“中國人”的共同認同，從曆史和文化傳統中努力締造一個可以凝聚各個族群、各種宗教、多種語言的“文化共同體”，是我國電影生產體製對少數民族電影的最基本要求，抑或說，少數民族電影的基本功能便是在“政治一體、文化多元”的框架下，逐步建立起各族群的“國民認同”。
二、聚焦於影片的意識形態策略
“中國電影史其實是一部中國的意識形態史”。按照阿爾都塞的觀點，電影屬於“文化的國家機器意識形態”，如果說“十七年”間意識形態是以一種透明的方式表現出來，進入新時期，它常以一種淡化的、隱蔽的、象征性的方式出現在電影中，同時，也體現在作品的生產、消費、反饋諸環節中。新時期以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最主要的話語功能為弘揚當代主導價值體係，表現各民族之間平等、團結、和諧的關係。就此，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舉出《吐魯番情歌》《香巴拉信使》《烏魯木齊的天空》《沉默的遠山》《心跳墨脫》《重返希日塔拉》《大河》《風雪狼道》《背上歌聲去遠方》《庫爾班大叔上北京》《卡德爾大叔的日記》《走路上學》《遷徙》等多部作品。電影的相關評論也是圍繞著它們的思想價值及教育意義展開的。
（一）愛國主義與民族團結的話語表述
英國學者費爾克拉夫認為，社會話語建構來自社會實踐，後者根植於真實的社會結構。社會實踐有各種方向——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而話語實踐又牽涉到文本的生產、分配和消費過程。反之，我們可以借助特定的話語實踐的分析，來解釋整個社會結構，尤其是政治結構與意識形態。
眾所周知，新疆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具有濃鬱的地域文化特色。20世紀80年代，以廣春蘭的作品為代表的新疆電影，突出表現了新疆神秘傳奇的色彩以及新疆人粗獷豪放、幽默風趣的性格氣質，同時，歌舞元素的普遍運用賦予了新疆電影極強的生命力與感染力。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新疆加大了對主旋律電影的創作力度。據統計，從2000年至2014年間生產的30多部電影中，弘揚愛國主義、民族團結的影片就超過了60%。如《庫爾班大叔上北京》《卡德爾大叔的日記》《烏魯木齊的天空》《巴彥岱》等，不勝枚舉。
電影藝術的創作方向往往與社會現實有著廣泛而密切的聯係。
《烏魯木齊的天空》（2011）是一部現實主義影片，講述了在烏魯木齊市一個雜居小院“甜水巷1號”裏，漢族、維吾爾族、回族、哈薩克族、蒙古族家庭50年風雨同舟的故事。對於該片，官方話語及學術話語注重從它的政治意義來進行把握，即是否反映了團結和諧的民族關係，能否通過感人的敘事和鮮活的人物塑造，在主流價值觀的表達和電影審美中找到一個平衡點。譬如《當代電影》的影評寫道：這樣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小院實際是新疆社會結構與族際交往的一個縮影，它“以小院生活反映多民族關係，寓意著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通過以小見大的藝術方法，襯托出深刻、宏大的主題”。很顯然，該片是符合這一評判標準的。事實上，1號大院是一個擴展家庭（extended family），而家國結構上的同構和家國關係上的一體使這個擴展家庭又同國家層麵的“多元共生的民族關係”的話語形成彼此的映照，從而與國家意識形態相呼應。
在網絡影評中，大多數網友也給予了好評。一位在時光網上發言的網友結合自己兒時的經曆，認為“影片確實非常真實地刻畫了那個時代烏魯木齊的生活場景……片中大院裏各族同胞和諧共處、共度時艱的故事想必又要被有些人冠以‘主旋律’之名而大加質疑和嘲諷。但沒在那種環境裏生活過就沒資格說三道四”。在豆瓣網上，網友指出了影片在細節上存在的瑕疵，像取景太過單一，對少數民族形象符號化的處理等，這些帶有反思性的藝術批評，對於今後提高少數民族電影的藝術質量，無疑具有一定的實際價值。
2003年，根據《人民日報》長篇通訊《庫爾班·吐魯木見到了毛主席》（1958年8月21日）改編的《庫爾班大叔上北京》（2002）被搬上了大銀幕。庫爾班是新疆和田地區於田縣托格日尕孜鄉的維吾爾族農民。解放前，和田等南疆地區還處於半封建半農奴製社會，庫爾班給地主當農奴、長工，過著窮苦的生活，新疆和平解放後，他不僅分到了房子和14畝土地，家裏還養起了奶牛、毛驢、綿羊等牲畜，日子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出於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感激之情，庫爾班執意要騎著毛驢去北京看望毛主席，最終，在當地政府的努力下，他夙願得酬，在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親切接見。庫爾班的故事經媒體報道後，“又以連環畫、音樂劇、歌曲、國畫、文學作品等藝術形式再創作出來，進入到以不同受眾為對象的流通領域裏”。1995年以後，圍繞著庫爾班的故事，又產生了“空間文本”——和田團結廣場上“毛主席會見庫爾班大叔”的雕像、庫爾班·吐魯木紀念館。不言而喻，庫爾班的維吾爾族農民身份，他在新舊社會截然不同的生活經曆以及被偉大領袖毛主席接見的事實，加之被主流媒體報道後獲得的廣泛知曉度，使他本人成為新疆最典型的“民族團結、維漢和諧”的政治象征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