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與國際電影節(1 / 3)

在海外獲獎影片中,《黑駿馬》《益西卓瑪》《圖雅的婚事》《可可西裏》《馬背上的法庭》等17部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位列其中(見表6-1)。從故事的發生地來看,這些影片全部為鄉村題材,這與少數民族在我國的地理分布有關,他們大多居住在自然環境較惡劣的地區,從事著傳統的農牧業生產,工業化水平低。“而西方人對中國內地的印象更多地源於某種想象性的建構,將其與原始、封閉、落後、貧困的農業社會聯係在一起的。”正因為如此,農村題材影片在許多西方電影節評委看來,是最能夠代表中國大陸特色的影像風景。

如果從故事發生的年代看,除了一部古代題材、兩部現代題材外,其餘全部為當代現實主義題材影片,分別涉及的內容有:青春成長記憶(《黑駿馬》《婼瑪的十七歲》)、生態環境(《季風中的馬》《可可西裏》《碧羅雪山》)、心靈救贖(《雲上太陽》《太陽總在左邊》)、法律(《馬背上的法庭》《德吉的訴訟》)、愛情(《摩梭姐妹》)以及各民族間的融合(《雪域丹青》)。其中民營資本參與的影片占到了41%。

二、謝飛:探尋本土文化的“主體性”價值

謝飛執導的《黑駿馬》和《益西卓瑪》曾在20世紀90年代獲得國際電影界極高的評價和讚譽。美國明尼波利斯·保羅國際電影節這樣評價《黑駿馬》:“它為我們提供了早已逝去的、過去的田園生活的罕見一瞥。”《紐約時報》同樣認為:“《黑駿馬》運用令人耳目一新的樸素的故事方式和極令人尊敬的年長的角色傳達了對傳統的尊重和在變化的世界裏保持的警覺。”在眾多西方媒體的影評中,加拿大多倫多藝術報的評論最為一語中的:“這是一部出色的電影,但是它的成功更多地在於其民族學的價值,而不是娛樂性方麵”。顯然,西方電影界更為看中影片“維護各民族文化傳統、保持多元的文化趣味和思想價值”。首先在風格上,它呈現出與西方(好萊塢)主流商業電影巨大的差異:沒有二元對立的戲劇衝突所帶來的敘事張力,卻以平淡的敘事對人類從原始的遊牧時代進入現代的農業與工業時代前後不同的精神道德觀進行了對比與反思,尤為重要的是,它所蘊含的遊牧文明的價值觀、生態觀以及質樸的人性,恰恰是西方社會在邁向現代工業文明中所失落的東西,因而極易引起西方觀眾的共鳴;其次,對於早已諳熟好萊塢模式的西方觀眾來說,他們從中看到某種對好萊塢的超越,而影片所弘揚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價值,顯然已擺脫了東方主義視野下被扭曲的“他者性”,體現出“主體性”價值。

在某種意義上,《益西卓瑪》是一部標誌著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從“政治化”向“文化化”轉型的影片,即從“十七年”的“階級鬥爭話語”和1980年的“現代性話語”轉向了1990年代之後的“多元文化主義話語”。影片對農奴女與貴族少爺一段情感的正麵描繪,徹底擺脫了同樣是藏族題材經典作品《農奴》中的階級表述。它在國際電影節上展映時被譽為“史詩電影”。

在海外獲獎影片中,《黑駿馬》《益西卓瑪》《圖雅的婚事》《可可西裏》《馬背上的法庭》等17部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位列其中(見表6-1)。從故事的發生地來看,這些影片全部為鄉村題材,這與少數民族在我國的地理分布有關,他們大多居住在自然環境較惡劣的地區,從事著傳統的農牧業生產,工業化水平低。“而西方人對中國內地的印象更多地源於某種想象性的建構,將其與原始、封閉、落後、貧困的農業社會聯係在一起的。”正因為如此,農村題材影片在許多西方電影節評委看來,是最能夠代表中國大陸特色的影像風景。

如果從故事發生的年代看,除了一部古代題材、兩部現代題材外,其餘全部為當代現實主義題材影片,分別涉及的內容有:青春成長記憶(《黑駿馬》《婼瑪的十七歲》)、生態環境(《季風中的馬》《可可西裏》《碧羅雪山》)、心靈救贖(《雲上太陽》《太陽總在左邊》)、法律(《馬背上的法庭》《德吉的訴訟》)、愛情(《摩梭姐妹》)以及各民族間的融合(《雪域丹青》)。其中民營資本參與的影片占到了41%。

二、謝飛:探尋本土文化的“主體性”價值

謝飛執導的《黑駿馬》和《益西卓瑪》曾在20世紀90年代獲得國際電影界極高的評價和讚譽。美國明尼波利斯·保羅國際電影節這樣評價《黑駿馬》:“它為我們提供了早已逝去的、過去的田園生活的罕見一瞥。”《紐約時報》同樣認為:“《黑駿馬》運用令人耳目一新的樸素的故事方式和極令人尊敬的年長的角色傳達了對傳統的尊重和在變化的世界裏保持的警覺。”在眾多西方媒體的影評中,加拿大多倫多藝術報的評論最為一語中的:“這是一部出色的電影,但是它的成功更多地在於其民族學的價值,而不是娛樂性方麵”。顯然,西方電影界更為看中影片“維護各民族文化傳統、保持多元的文化趣味和思想價值”。首先在風格上,它呈現出與西方(好萊塢)主流商業電影巨大的差異:沒有二元對立的戲劇衝突所帶來的敘事張力,卻以平淡的敘事對人類從原始的遊牧時代進入現代的農業與工業時代前後不同的精神道德觀進行了對比與反思,尤為重要的是,它所蘊含的遊牧文明的價值觀、生態觀以及質樸的人性,恰恰是西方社會在邁向現代工業文明中所失落的東西,因而極易引起西方觀眾的共鳴;其次,對於早已諳熟好萊塢模式的西方觀眾來說,他們從中看到某種對好萊塢的超越,而影片所弘揚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價值,顯然已擺脫了東方主義視野下被扭曲的“他者性”,體現出“主體性”價值。

在某種意義上,《益西卓瑪》是一部標誌著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從“政治化”向“文化化”轉型的影片,即從“十七年”的“階級鬥爭話語”和1980年的“現代性話語”轉向了1990年代之後的“多元文化主義話語”。影片對農奴女與貴族少爺一段情感的正麵描繪,徹底擺脫了同樣是藏族題材經典作品《農奴》中的階級表述。它在國際電影節上展映時被譽為“史詩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