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電影《狼圖騰》在跨文化傳播中就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從小說文本到電影文本的轉換中，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是對故事發生的時代做了淡化處理，特別是“文革”的故事背景。像包順貴這個人物，在小說中他的身份是牧場革委會負責人、軍代表，但到了電影中，這一帶有鮮明“文革”符號特征的身份變成了牧場主任。另外，在電影中導演並不重視表現人與人、人與時代的關係，也並不關心中國特定曆史時期所產生的某種特定時代性內容，他所關心的是整個民族在草原特定的生產環境下，與敵人狼是一種怎樣的關係，是相生相克還是和諧共處，等等。正是這樣一個沒有文化差異的故事，才能讓普羅大眾都能夠理解影片的主旨，並在此基礎上產生理想的票房效益。
三、對外傳播中降低文化折扣的策略
曆屆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評語中經常會出現類似這樣的內容：反映了某個國家民族的現實和曆史，同時又探索了人類普遍的經驗、困境等。不止文學如此，優秀的電影也總是試圖從特殊的個體經驗中呈現出普遍的精神價值，在本土現實和曆史的表現中探索普遍的人類生存經驗。縱觀在國際影壇崛起的印度、伊朗以及韓國電影，多數都是依靠既具本土化元素，又具世界性理念的藝術策略勝出的。這些國家的電影經驗可用一句話概括：以多樣性的文化進行國際化的創造性表達。
以印度電影的發展為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印度電影不斷打破傳統局限，呈現出嶄新的麵貌。新世紀以來，不僅在歐美電影市場上掀起了票房風暴，一些影片還獲得了國際大獎，如《印度往事》《季風婚宴》《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等。在2008年至2014年進入北美外語片市場前100名的電影中，印度電影就占到了6席，而中國影片僅有一部。印度電影在跨文化傳播中取得驕人成績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首先是歌舞片段的改良。“凡演必舞”的傳統一改往日歌、舞、戲脫節的弊病，加強了舞蹈、劇情和人物感情之間的緊密結合，情節更為複雜，製作更為精細。像《勇奪芳心》《寶萊塢生死戀》等都是愛情歌舞大片的佼佼者。其次，表達了“國家認同”和“國家夢想”。傳統電影往往集中關注男女之間的情感，以針砭時弊的方式關注印度社會，而新興電影在表現家庭婚姻時，著重強調社會背景——全球化之下的印度，不僅表現印度本土，還關注其他國家。影片大量展現穆斯林與印度教徒、西方場景和海外印度人，表達了本土印度人的國家夢想與海外印度人的國家認同，表現出一種大融合的趨勢。再次，現實主義作品的延續。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銳導演更多地將目光投向社會問題。2000年卡馬·哈桑執導的《嗨，拉姆》就對甘地在印巴分治前夕一係列宗教爭端中的地位和意義進行了重新探討。2009年的《三傻大鬧寶萊塢》以嬉戲形式表現學生對印度填鴨式教育的抵抗，宣揚教育體製改革。《自殺現場直播》（2010）則是以諷刺喜劇的形式表現了農民的處境。這些現實主義作品充滿了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以及人文關懷。
展現傳統價值與現代文明之間的衝突、東西方文化間的碰撞同樣是印度電影最熱衷的主題，然而它並不是簡單地揚此抑彼，而是直麵現代文明帶來的種種衝擊，在描寫衝突的過程中形成一個開放而相對獨立的話語體係。毫無疑問，印度電影的創新性實踐為中國電影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意義。目前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其一，主題比較單一，本土現實多、世界性問題和精神經驗比較少，普遍缺乏國際性視野。如果置於世界電影體係下，則顯得內容創新不足，無論是題材廣度的拓展，還是內在精神深度的挖掘，都與世界優秀影片相距甚遠。其二，對社會現實的思考及批判力度不夠。好萊塢電影之所以能夠在世界電影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它們對整個世界麵臨的新問題保持著高度的敏感，然後從多數人感同身受、有切膚之痛的問題切入，最後再以好萊塢特有的方式把觀眾安全地帶出。相對而言，我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似乎缺少這種對於當下社會的體驗與把握。
《童年的稻田》和《我的神馬查幹》都是以兒童的視角來表現少數民族文化的。前者通過一個侗族村寨家庭的故事，展現了侗族傳統的經濟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各種文化景觀。後者講述的故事是蒙古族兒童呼斯勒深深地眷戀著自己的白馬查幹，不願到城裏上學。原來，一年前，孩子和三個尋馬人約定，要守護好這匹“轉世神馬”。其實，兩部影片都觸及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同時包含了“民族教育”的內容，但影片對這些問題卻淺嚐輒止，將現實矛盾掩蓋在民族文化的展示中，沒有達到本應該具備的人文思想深度，給觀眾留下深深的遺憾。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應當采取以下三種策略抑或說創作觀念來降低文化折扣：
首先，根植於全球化語境中來探討文化衝突、價值重塑、身份認同等問題。風俗、歌舞、傳統服飾、宗教信仰等文化符號是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最大特色，但如果一直用“封閉式文化奇觀”的形式滿足觀眾的獵奇心理——概念化的社會解讀，模式化、臉譜化的人物類型，過分渲染民族圖騰，這些帶有明顯“自我東方化”的審美取向終究會成為橫亙於本族與他族觀眾之間的文化“巴別塔”。文化學者張旭東認為：“現代西方文化思想體係之所以具有活力，原因之一就是它不斷地把‘他者’包容進來，不斷地讓‘他者’來挑戰自己，從而在‘異’和‘變’的纏鬥中不斷地把‘同’和‘不變’闡釋或生產出來。中國其實麵臨同樣的問題”。同理，麵對全球化過程，並不意味著我們一定要強調少數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不可兼容性，甚至對抗性；而是要尋找一個少數民族現代性曆史經驗的當代表達形式，讓其倫理價值、日常生活世界按照自身的邏輯展開，而不是在一種“世界文明主流”的話語和價值係統中去表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