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最後的草原”
第二種關於少數民族地域的想象可以稱之為“最後的草原”，這在新疆以及內蒙古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較為常見。
在多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少數民族也會被動地卷入現代化潮流中。對於它們而言，“國家推行的現代化模式基本上是按照主體民族的特性和需要設計的，不可能完全適合它們的特殊性”。少數民族要承受主體民族文化和全球文化的雙重壓力，麵對更多不平衡的、強製性的現代化。在現代化大潮的裹挾下，原本水草豐美的草原被過度地開發，引發大麵積荒漠化，牧人在生存環境受到嚴峻威脅的情況下，不得不無奈地賣掉牲畜走進城鎮謀求生計。伴隨著生存的地域空間的變化，一年四季轉場的遊牧文化受到挑戰，與原有生產生活方式相關聯的文化事象也漸漸消逝，像羊群、綠地、氈房、放牧、騎射等生活象征符號和長生天、雄鷹、蒼狼等象征圖騰等，由此，引發了遊牧民族強烈的空間焦慮感和精神失落感。
在此背景下，新世紀以來的蒙古族題材電影在主題內容的選擇上與20世紀90年代“民族寓言化”特征大不相同，開始走出曆史情結，把目光投向現實。蒙古族的創作群體經常以民族文化受現代文化壓迫為主題講述草原上最後的文化遺存，充滿著緬懷的感傷。這些影片的主題大致集中在兩個方麵：第一類是生態環境的惡化改變了牧民傳統的生活軌跡，也使他們的命運更加多舛。像《圖雅的婚事》《季風中的馬》等都是類似的主題。第二類是關於民族文化傳承遭遇的危機，創作者通常設計“代際衝突”的故事架構來講述民族傳統日暮迷途的憂傷。《藍色騎士》中主人公薩蒂畢斯是個傳統的蒙古騎士，他固執地反對女兒和羊販子談戀愛，認為做生意是不務正業，要女兒嫁給一個真正的牧人。女兒被迫聽從了父親的安排，留在草原，維持著並不幸福的婚姻。十年後，草原上的年輕人紛紛離開家鄉進入城市，薩蒂畢斯的兒子巴勒爾也非常向往城市的生活，並決定離開草原進城。父親像當年阻攔女兒一樣，在通向外界的路上追上了去意已決的兒子。但這一次，他無奈地選擇了妥協，並把自己最心愛的馬送給了兒子。影片以父親與子女兩代人之間的價值衝突，反映了傳統br民族文明在現代br城市文明的衝擊下已變得岌岌可危的真實現狀。
從2003年至2010年，由卓·格赫執導的五部影片《尼瑪家的女人》《索蜜婭的抉擇》《成吉思汗的水站》《藍色騎士》《德吉德》不斷延續著這一主題。《索蜜婭的抉擇》以漢族姑娘索密婭來草原尋根的故事，表現了文明碰撞中草原與草原文明無奈的退守與不易的堅持。索密婭的父親塔林夫為了讓牧民們吃上炒米，開墾了一塊草場種米。然而善良的初衷卻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被開墾的草場日益沙化，變成了寸草不生的沙漠。從此以後，塔林夫一生都在愧疚和自責中度過。十幾年後，塔林夫的女兒索蜜婭遵照父親臨終前的囑托，來到奧其巴尼草原尋找“父親的草原”。在朝夕相處中，她與尼瑪舅舅、薩勒夫以及酷似自己死去弟弟的希日莫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索密婭想把希日莫帶到城裏讓他接受現代化抑或說漢化的教育，而希日莫則希望索蜜婭留下來做學校的老師並嫁給薩勒夫。從文化本質上講，索蜜婭是草原的“外來者”，文化與觀念的差異使她絕不可能嫁給薩勒夫。最終，希日莫為了留住索蜜婭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麵對殘酷的現實環境——一片沙化、死寂的沙漠，索蜜婭做出了人生的重大選擇：把自己全部奉獻給草原的生態恢複和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傳承。顯然，這樣的結局有意地回避了代際衝突與文化衝突。影片多次通過劇中人物的言行表現創作者對現代文明的反思：城市化帶來了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富足，卻也埋下了隱患。恰如索蜜婭的追求者達瓦對她講的：“他們的生活本來很平靜，可是你的到來給他們帶來那麼多煩惱，索蜜婭，該回去了”。
《成吉思汗的水站》更是以一個極端化的故事來表現少數民族對以商品化、市場化為特征的現代經濟的排斥，電影通過對“現代性”的弑殺，來表達一種對自我族裔性和本土性的堅守。
《德吉德》（2013）細膩地描寫了烏珠穆沁草原上人與人、人與動物之間的動人情感。初春的一場雪災，使人和動物都陷入了困境，草原母親德吉德用心地照顧著羊群和兩個孩子，還用自己的奶水喂養羊羔額爾德尼。母狼杭辛產崽斷食，德吉德為它送去肉食，當杭辛看到羊群無草時，便一趟一趟叼來牧草以報答她。這部在風格上介於紀錄片和劇情片之間的影片，除了大量采用同期聲、蒙古族母語、長鏡頭來拍攝之外，還選用非職業演員來飾演女主人公，而演員的現實身份又恰與影片角色之間帶有某種互文性的關係：她既是位牧羊女，又是鄉村女醫生，影片中的嬰兒也是她自己剛剛誕下的孩子。電影中她砸冰、割草、放羊、添柴、煮飯等日常勞作，其實就是她自己真實生活的延續。影片同樣表達了對民族特性和傳統文化的執著堅守，德吉德本在遠離塵囂的草原盡頭生兒育女，過著離群索居、遺世獨立的生活，草原的生活價值觀是她們一家人信奉的至高無上的絕對價值。電影中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鏡頭是蒙古包內德吉德雙乳袒露，一邊喂著小孩，一邊哺乳羔羊：這樣一位有著寬廣胸懷的“草原母親”的形象，又恰恰表現了創作者對於草原文化的認同以及自豪感。顯然，德吉德是卓·格赫繼薩蒂畢斯、敖特根之後，塑造的又一個“文化留守者”形象。當然，影片沒有回避現代文明對草原文化的滲入和衝擊，麵對著草原生活的種種變化，德吉德的母親時常感歎道：“有馬的時候，蒙古人是行者，總在路上。現在固定在一個地方，多難受。”德吉德的丈夫伽斯麥本是馴馬師，被迫到城裏開飯館卻生意不濟，還患了癌症。影片最後，德吉德又做出生命中最難的抉擇——告別草場，帶著小羊羔額爾德尼離開牧場，照顧生病的丈夫。離開之際，作者用她的一段話來表現這位草原母親的達觀：“隻要有一隻羊，就會有一群羊。”這樣一種情節的安排與“《圖雅的婚事》中‘受困的女性’‘無能的男性’一樣，暗合東方主義性別和種族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