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顧頡剛論古史書(2 / 3)

又如商湯、周文、周公雖然是真的人,但其傳說也是曆時變的。龜甲文上成湯並不稱成湯。《商頌》裏的武王是個光大商業、而使上帝之“命式於九圍”的,克夏不算重事。周誥裏周公說到成湯,便特別注重他的“革夏”,遂至結論到周之克殷,“於湯有光”的滑稽調上去(此恰如滿酋玄曄諛孝陵的話)。

到了孟子的時代想去使齊梁君主聽他話,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氣,便造了“湯以七十裏興,文王以百裏興”的話頭,直接與《詩頌》矛盾。到了嵇康之薄湯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至於文王、周公的轉變更多。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時代,是建國立製的一個大人物。在孟子息邪說距坡行的時代,是位息邪說距坡行的塚相。

在今文時代,可以稱王。在王莽時代,變要居攝。到了六朝時,真個的列爵為五、列卿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謝夫人所不滿意事之負責任者。(可惜滿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詩書”,隻知太後下嫁。不然,周公又成滿酋多爾袞;這恐怕反而近似。)這樣變法,豈有一條不是以時代為背景。尤其要緊的,便是一個孔子問題。

孔子從《論語》到孔教會翻新了的梁漱溟,變了真正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劇烈的變化,簡直摸不著頭腦的。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例如蘇洵是個訟棍,他的《六經論》中的聖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術便如訟棍。

長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製,便做一部孔子改製托古考;其實新學偽經,便是漢朝的康有為做的。梁漱溟總還勉強是一個聰明人,隻是所習慣的環境太陋了,便挑了一個頂陋的東西來,呼之為“禮樂”,說是孔家真傳:主義是前進不能,後退不許,半空吊著,簡直使孔丘活受罪。

這隻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實妙文多著哩。如果把孔子問題弄清一下,除去曆史學的興味外,也可以減掉後來許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後來的梁漱溟但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複能為孔家店的梁漱溟。要是把曆來的“孔丘七十二變又變……”寫成一本書,從我這不莊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歐洲教會教條史之可以解興發噱。從你這莊重的心思看去,便一個中國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鏡,也許得到些中國曆來學究的心座(Freudianplexes)來,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書中選擇的材料證成這個“累層地”。但這個累層地的觀念大體成後,可以轉去分析各個經傳子家的成籍。如此,則所得的效果,是一部總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啟後來實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體要的民間思想流變史,又立一個為後來證訂一切古籍的標準。這話是虛嗎?然則我謂他是個“大小總彙”,隻有不及,豈是過稱嗎?

大凡科學上一個理論的價值,決於他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範圍廣不廣,此外恐更沒有甚麼有形的標準。你這個古史論,是使我們對於周漢的物事一切改觀的,是使漢學的問題件件在他支配之下的,我們可以到處找到他的施作的地域來。前年我讀你文時,心中的意思如湧泉。當時不寫下,後來忘了一大半。現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幾條寫下。其中好些隻是你這論的演繹。

一、試想幾篇戴記的時代

大小戴記中,材料之價值不等,時代尤其有參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實應該從早分析研究一回。我從到歐洲來,未讀中國書,舊帶的幾本早已丟去。想戴記中最要四篇,《樂記》,《禮運》,《大學》,《中庸》,當可背誦,思一理之。及一思之,恨《樂記》已不能背。見你文之初,思如湧泉,曾於一晚想到《大學》、《中庸》之分析。後來找到戴記一讀,思想未曾改變。又把《禮運》一分量,覺得又有一番意思。今寫如下:

《大學》《孟子》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見孟子時尚沒有《大學》一種完備發育的“身家國天下係統哲學”。孟子隻是始提這個思想。換言之,這個思想在孟子時是胎兒,而在《大學》時已是成人了。可見孟子在先,《大學》在後。《大學》老說平天下,而與孔子、孟子不同。孔子時候有孔子時候的平天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桓文之霸業是也。孟子時候有孟子時候的平天下,所謂“以齊王”是也。

列國分立時之平天下,總是講究天下定於一。姑無論是“合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擾為“東周”,是“以齊王”,總都是些國與國間的關係。然而《大學》之談“平天下”,但談理財。理財本是一個治國的要務;到了理財成了平天下的要務,必在天下已一之後。可見大學不見於秦皇。《大學》引《秦誓》。

《書》是出於伏生的,我總疑心《書》之含《秦誓》是伏生為秦博士的痕跡。這話要真,《大學》要後於秦代了。且《大學》末後大罵一陣聚斂之臣。漢初兵革擾擾,不成政治,無所謂聚斂之臣。文帝最不會用聚斂之臣,而景帝也未用過。直到武帝時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學》也就大罵而特罵了。

《大學》總不能先於秦,而漢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斂之臣。如果《大學》是對時而立論,意者其作於孔桑登用之後,輪台下詔之前乎?且《大學》中沒有一點從武帝後大發達之炎炎奇怪的今文思想,可見以斷於武帝時為近是。不知頡剛以我這鹽鐵論觀的《大學》為何如?

《中庸》《中庸》顯然是三個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為甲部、乙部、丙部。甲部《中庸》從“子曰君子中庸”起,到“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止。開頭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話。其所謂中庸,正是兩端之中,庸常之道,寫一個Petitbeois之人生觀。“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不述索隱行怪而有甚多的修養,不談大題而論社會家庭間事,顯然是一個世家的觀念(其為子思否,不關大旨),顯然是一個文化甚細密中的東西,——魯國的東西,顯然不是一個發大議論的筆墨,——漢儒的筆墨。從“子曰鬼神之為德”起,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止,已經有些大言了,然而尚不是大架子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