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東區之中，殷與夷又不同。諸夷似乎以淮濟間為本土，殷人卻是自北而南的。殷人是不是東方土著，或是從東北來的，自是可以辨論的問題，卻斷乎不能是從西北來的，如太史公所說。他們南向一過隴海線，便向西發展，一直伸張到陝甘邊界或更西。
夷人中，雖少皞一族，也不曾在軍事上政治上有殷人的成功。但似乎人口非常眾多，文化也有可觀。殷人所以能建那樣一個東起遼海西至氐羌的大帝國，也許是先憑著薊遼的武力，再占有淮濟間的經濟與人力，所以西向無敵。
問在西係之中，諸夏與周又不盡在一處。夏以河東為土，周以岐渭為本。周在初步發展時，所居比夏更西，但他們在東向製東平原區時，都以雒邑為出口，用同樣的形勢臨製東方。（夏都洛陽說，考見《求古錄禮說》。）
因地形的差別，形成不同的經濟生活，不同的政治組織。
古代中國之有東西二元，是很自然的現象。不過，黃河淮水上下流域到底是接近難分的地形。在由部落進為帝國的過程達到相當高階段時，這樣的東西二元局勢，自非混合不可，於是起於東者，逆流壓迫西方。起於西者，順流壓迫東方。東西對峙，而相爭相滅，便是中國的三代史。在夏之夷夏之爭，夷東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爭，商東而夏西。在周之建業，商奄東而周人西。在東方盛時，“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在西方盛時，“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秦並六國，雖說是個新局麵，卻也有夏周為他們開路。關東亡秦，雖說是個新局麵，卻也有夷人“釋舟陵行”，殷人“覃及鬼方”，為他們作前驅。且東西二元之局，何止三代，戰國以後數百年中，又何嚐不然？秦並六國是西勝東，楚漢亡秦是東勝西，平林赤眉對新室是東勝西，曹操對袁紹是西勝東。
不過，到兩漢時，東西的混合已很深了，對峙的形勢自然遠不如三代時之明了。到了東漢，長江流域才普遍的發達。到孫氏，江南才成一個政治組織。從此少見東西的對峙了，所見多是南北對峙的局麵。然而這是漢魏間的新局麵，憑長江發展而生之局麵，不能以之追論三代事。
現在將自夏初以來“東西對峙”的局麵列為一表，以醒眉目。
據此表，三代中東勝西之事較少，西勝東之事甚多。勝負所係，不在一端，或由文化力，或由戰鬥力，或由組織力。大體說來，東方經濟好，所以文化優。西方地利好，所以武力優。在西方一大區兼有巴蜀與隴西之時，經濟上有了天府，武力上有了天驕，是不易當的。
然而東方的經濟人文，雖武力上失敗，政治上一時不能抬頭，一經多年安定之後，卻是會再起來的。自春秋至王莽時，最上層的文化隻有一個重心，這一個重心便是齊魯。這些話雖在大體上是秦漢的局麵，然也頗可以反映三代的事。
談到這裏，讀者或不免要問，所謂東平原區，與所謂西高地係，究竟每個有不有他自己的地理重心，如後世之有關洛、鄴都、建業、汴京、燕山等。答曰：在古代，社會組織不若戰國以來之發達時，想有一個曆代承繼的都邑，是不可能的。然有一個地理的重心，其政治的，經濟的，因而文化的區域，不隨統治民族之改變而改變，卻是可以找到的。
這樣的地理重心，屬於東平原區者，是空桑，別以韋為輔。屬於西高地係者，是雒邑，別以安邑為次。請舉其說如下：
在東平原區中，其北端的一段，當今河北省中部偏東者,本所謂九河故道，即是黃河近海處的無定衝積地。這樣地勢，在早期社會中是很難發達的，所以不特這一段（故天津府、河間府、深冀兩直隸州一帶）在夏殷無聞，就是春秋時也還聽不到有何大事在此地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