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認為，人的生存，就是安身立命。他說過：“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意思是說安身立命之所在於修身事天，這樣才能夭壽不貳。
所謂“事天”，首先指的是遵循自然規律，孟子的天人觀反對違背自然規律，過度幹預自然的實踐方式。在揠苗助長的隱喻中，孟子首先提出了自然界的事物以“氣”為主體，其運行遵循著一定的規律。“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孟子認為，氣充斥於天地之間，凝聚於萬物之中，因此，人們對待自然事物需要適應自然規律而不是背離自然規律。否則，背離自然規律的結果，就如“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事天”的另一層含義是不忍心坐視生命的消亡。孟子的生態天人觀蘊含了不能坐視生命之死的態度。孟子說：“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可見坐視牛羊之死，在孟子看來，這是“距心之罪”，與人的內在德行是不相符的。
三、荀子“天人相參”的觀念
與孟子不同，荀子在發展儒家學說的同時，也提出並強調了自己的“天人相參”的天人觀。荀子的這種主張，在其代表作《天論》中有過精彩而詳細的描述。
人與天參，首先是人對自然界的符合和順應，荀子的天人觀強調了順應自然的實踐方式。在荀子看來，自然界有其內在的運行規律，人應該順應自然。“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用合理的措施來順應自然規律，就會給人帶來好處；相反，不按照自然規律實踐，不能合理地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就會給人帶來麻煩。
人與天參，其次是人以能動的實踐方式參與自然界的物質交換。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積極地認識自然、改變自然，是人類的目的。“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製之？從天而頌之，孰與製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荀子提出了利用自然、控製自然，順應時節來使用自然的積極的人為的態度。這種積極的人為態度轉化為實踐方式，就是積極發展生產、提高勞動能力來治理各種各樣的自然物，充分合理地利用自然物，讓自然為人類服務。在這裏，荀子反對對自然的靜觀態度，而強調了人能改變自然，以及在實踐中理解“萬物之情”的認識論思想。
四、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念
在繼承早期儒學思想的基礎上，董仲舒根據當時社會的需要進一步發展了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揭示了人、社會和自然思想統一的關係，揭示了社會發展離不開自然界的自在存在和獨立運行的規律。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在以類比和相應的方式指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認為天和人並不是彼此兩分的，而是彼此相合。
那麼，天與人是如何相結合的呢？董仲舒認為，天地是自然物的本源，也是人生存其中的來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觀德》說：“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曆年眾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眾知類也，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為明不敢暗。”意思是天地是萬物的根本，而人是從天地自然中產生，人事活動和社會治理都需要遵循天地的變化。
在董仲舒看來，對於天來說，人是通過遵循客觀規律來獲得生存的。在《春秋繁露·順命》中董仲舒認為：“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他認為，人的活動方式如果不合乎天道，天就會使之滅絕。這在生態關係上意味著，人對自然的實踐方式若是違背自然，自然就會以其自己的方式來報複人類，使人類陷入生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