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比起禪悅的清淡來，“狎妓”這件熱鬧事，士大夫們卻相當喜聞樂見。這樁明初年代的羞恥事，明末早變成風雅的美事。除了官員家裏但凡有宴會，便必然邀請名妓助興外，好些士大夫還搞出娛樂活動：學著科舉的排名，在妓院裏舉行妓女評比，這種競賽在當時稱為“花榜”，好些風流名士都熱衷參加。諸如“秦淮八豔”之類的明星，都是這麼評出來的。最後的事實也證明，這些評出來的明星女子，多半都比士大夫有節？操。
而且不管玩什麼，這群追求快活的士大夫們，都有一件共同的快活事要做：放下筷子罵娘。基本就是誰當權，就罵誰，然後國家出了事，習慣性地接著罵，皇帝有點小毛病，更來回罵。國家百事艱難，誰勇挑重擔幹活，誰更會被這些人罵死。他們鑽著國家空子挖著國家牆角，摟著美貌女子聽著淫詞浪曲，吃飽喝足就習慣性的罵人罵事撈聲望，卻極少想為這個危機中的王朝做些什麼。隨著大明王朝的分崩離析，這些一輩子極盡追求快活的風流人物們，要麼賣身漢奸，節操盡碎；要麼家產盡毀，被南下清軍打包全收。這群享受了明朝好處卻罵了明朝一輩子的人物，直到這個王朝被自己親手斷送，才明白自己荒唐一生，到底鬧沒了什麼。
也正是在這些領風氣之先的風流人物們的帶動下，明末的奢靡享受風氣，從上流社會一直刮到民間。
還是以吃來說，官僚家的奢靡風氣，平民百姓家也效仿得厲害，不管有錢沒錢，吃飯的麵子絕不能丟。《嘉定縣誌》記錄，當時即使是普通老百姓家辦宴席，也極盡山珍海味，一頓大宴會的花費，通常是這個家庭數月的收入。不隻是菜品精美，連器皿都要極盡高檔，比如嘉興地區，每個客人的餐具，都是十五六兩重的金銀製造。一個普通宴會的花費，更要五十兩白銀起。酒的消耗更是極大。淮安一府每年釀酒花費的糧食，就需要麥子一百萬石，就這還遠遠不夠需求，逢年過節都要從外地買酒。
穿衣服更不能落後。晚明時代，明初各種穿衣服的禁令早蕩然無存，各種奇裝異服常年招搖。官僚們更帶頭愛美，偉大的改革家張居正，在這事上又做表率：一頓飯至少要換五次衣服，而且每次都要更加華美。愛美比美，更成了士大夫之間的風尚，競相聘請知名裁縫，用高檔綾羅綢緞製衣。官太太們更不落後，普通京官家的老婆，僅置辦首飾的花費就要四百多？兩。
這樣的豪華風氣，也一樣傳染到了民間。哪怕是窮得叮當響的書生，如果用粗布做衣服，都要被人嘲笑。放在已經政局水深火熱的崇禎年代裏，誰要是不用湖羅衫，必然會被人笑死。普通的城鎮裏，誰要是出門還穿樸素的布袍，更會如珍奇動物一樣被圍觀嘲笑。京城裏加工服飾的各種店麵更是林立，做服裝生意的小販，按照萬曆名臣於慎行的估算，好些竟家資千萬。同樣還是於慎行的記錄，京城裏這些賣服裝的、做醬油醋生意的，看似鋪麵不大，為人謙虛低調，但基本都是富可敵國的頂級富豪。
而在利瑪竇的記錄裏，當時東南即使是最底層的農民，家裏也都會置辦上華貴的衣服，逢年過節熱熱鬧鬧地出門招搖。而鄭廉的《豫變紀略》裏，那個還沒有被李自成農民軍波及到的河南，更繁榮得仿佛樂土：但凡有點功名的士大夫，家裏都修起了豪華宅院，養了歌姬戲班，每天宴會不斷。誰要是不搞點遊樂項目，必然會被嘲笑老土。而到了節日的時候，老農民們都會騎上大馬，穿上華美的衣服，外出參加宴會。
倘若沒有戰爭和饑荒，明朝人的生活，從官到民，都舒服得讓古代史羨慕，讓老遺民們回憶到流淚哀傷。
誰毀滅了明王朝
可是這個世界，終於還是毀掉了，為什麼？
為什麼明明有些地方富得流油，舒服得安逸快樂，卻沒有人去關心怎麼解決另一邊的饑荒。為什麼從官到民，都十分的有錢，但軍隊沒錢，朝廷沒錢？
明朝遺民丁耀亢回憶萬曆年間生活的詩文裏，還記錄了這樣的場景：萬曆朝的四十八年，從官到民都舒服得久了，以至於士大夫們都以談兵事為羞恥，軍隊屯田也幾乎全荒？廢了。
被荒廢的又豈是這些，還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明朝政府的稅收體係，與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態，早已是完全地脫節。仔細對比晚明的社會狀況，才知道脫節得有多嚴重。不隻是商業稅難以征收這個問題，即使是國家現有的農業稅，征收效率也低到嚇人。
比如東南的農業稅，賬麵數字極高，但執行起來，除了早期兩代帝王外，卻是十分空洞。自宣德年間起，江南田賦拖欠便成了老問題。每年的賦稅從來沒有收齊過，拖來拖去成了曆史問題，再由新皇帝減免，更成了江南官民屢試不爽的老把？戲。
而到了晚明年代，黨爭的加劇更令這些士大夫官員們找到了“刷”聲望的絕佳辦法：擺出為民請命的姿態，想辦法拖欠賦稅，上下其手一下子便成了政績。而他們自己卻絲毫沒吃虧，既撈了名望，又拿到了地方士紳的好處。還有的官員，更借機把持地方的商業活動，還幹出發行假錢飽私囊的事，典型還是東林黨，從來不少賺。
而最可惡的是，正是這樣一群人，明明撈夠了國家的好處，嘴巴卻從不留情，大事沒主意小事罵上癮，幹事不見影添亂最積極。末代皇帝崇禎，一輩子用得最多的是這類人，臨上吊前罵“皆可殺”的，也是這類人。
而即使是崇禎帝，他被後世抨擊為橫征暴斂的“三餉”，真正拿到手的錢也打了折：同年拿到的隻能是預征銀，大頭都是第二年開征，外加地方官們各種減損瞞報，朝廷真正拿到的不足六成。
而且明朝的官員們，即使在考成法最嚴苛的張居正時代，收稅不力的最嚴重懲罰，也無外乎罷官。甚至就這懲罰，也通常是官員賺聲望的最好手段。哪怕是殺官員殺到瘋的崇禎，官員能完成八成的稅收任務，就算是好業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