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習慣用“從朕渡江”來劃分這一時期追隨我的那些人，那些功勳之臣私下裏也喜歡用“從上渡江”等話語來炫耀自己不凡的身份。
我之所以能夠成功南渡，最後占領應天，是因為在此之前我就吸納了巢湖水軍。與常遇春、馮勝這些小股勢力相比，巢湖水軍是一支實力強大的正規軍。他們的到來，讓我的水軍戰鬥力提升了好幾個檔次。
除濠州舊將外，巢湖水軍是我的隊伍中最重要的一支軍事力量。正因為如此，巢湖諸將長期在我的軍隊裏占據著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我創業的曆程中，這支水軍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是幫我稱霸水上、支持北方作戰的強大水軍的核心力量。
盡管巢湖諸將如此重要，但他們卻沒有一個人能夠躋身公爵，隻有趙庸、廖永忠、俞通源、華高四人被封為侯爵。巢湖水軍的主要首領俞廷玉、俞通海、廖永安、趙伯仲、張德勝等人則在洪武三年先後離世。
我這麼安排有我自己的想法，巢湖水軍雖然隻是比常遇春等人晚一點投奔過來，但是他們投奔的對象卻有所不同。
至正十四年（1354）是我軍事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當時濠州城解圍後，我就脫離了大部隊，回鄉組建自己的隊伍。我當時隻帶了二十四名親信回到定遠，經過我的一番經營，隊伍很快新增了三千多人，緊接著我又以這幫人為班底大破橫澗山，贏得二萬人歸屬紅巾軍。我也因此分得部分軍兵，獨自南下滁州。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屬於我的核心群體才算初步形成，這其中包括徐達等舊屬和李善長等新人。
至正十五年（1355），郭子興去世，濠州紅巾軍接受了龍鳳政權的任命。在這之後不久，巢湖水軍才投奔過來。這時候我還不是濠州紅軍的統帥，與巢湖水軍的將領並沒有建立起一種私人關係。
等到渡江之後，我才算真正擁有軍隊的領導權。也就是說，早期沒有追隨我的濠州舊將以及巢湖水軍和那些新投降者，雖然對我也表現出衷心擁護的姿態，但卻始終無法建立起創業之初那種患難見真情的私人關係。
2.左手偏執，右手妥協
我既要封賞那些功臣，頒賜給他們那塊看上去很美的“免死鐵券”，又要消除皇權的潛在威脅，同時還要避免天下人言而無信之譏。建立大明之後，我經常拿這樣一句話警醒自己——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
在我頒發的“免死鐵券”中，刻有這樣一句看似不經意的話語：“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也就是說，如果有人謀反，一律不得免死。
洪武五年（1372），我頒布了《洪武青花執壺鐵榜文》，對文武官員要嚴加戒飭，並且在其中嚴厲指責部分有功之臣幹下違法亂紀之事，這是我對那些驕傲放縱的功臣發出的一道嚴厲警告。
的隨後的幾年時間裏，我又先後發布了《資世通訓》和《臣戒錄》等文件。我警告那些曾經的戰友——如今的朝臣，讓他們不要自恃功高就不把我這個皇帝放在眼裏，如果他們對我不忠，逾越禮製，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大明初立，我任命了兩位丞相，分別是左丞相李善長和右丞相徐達。
李善長是濠州定遠人，他是一個讀書人，並且是一個修習過法家思想，深謀遠略的儒生。當我還是吳王的時候，李善長便出任了右相國。在相國這個位置上，李善長幹得頗有起色，也充分展現了他裁決如流的相才，他可謂是大明開國的首功之臣。
大明立國之初，中央設立了三大權力機構，它們分別是：中書省、大都督府和禦史台。中書省總領行政事務，大都督府分管軍事，禦史台則負責監督檢察，而這三大機構的領導者都要對我這個皇帝負責。
作為中書省的最高行政長官，李善長和徐達這兩個左右丞相官居正一品。可右丞相徐達作為一員武將，長年領兵在外，征討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勢力。這樣一來，中書省的權力便掌控在李善長的手中。
李善長跟隨我多年，在他的身邊逐漸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的功臣團夥，這些人分布於國家權力機構的大大小小各部門之中。李善長是淮西出身，對於淮西團夥內部人士有著強烈的護犢之情。在李善長居高位時期，他所重用的官員也基本上都是同鄉之人。
洪武四年（1371），湯和、傅友德平定蜀地，天下大勢已定。這時我開始著手改革沿襲於元朝的一攬子朝廷製度，在諸多的改革方案中，首當其衝的就是中書省的存與廢。
中書省的存在對於我而言是皇權通行路上的第一大障礙，我要大權獨攬，勢必要觸及丞相的權力。要廢除丞相製度，首先要廢除製度內的人。我在這一點上也是有所顧慮的：一是將現任丞相拉下馬，能否廢除現行製度；二是廢除此項製度，能否堵住天下人的流言洶洶。
李善長不隻是一個居於高位的權臣，在長期的戰爭歲月裏，我和他之間建立起來的情誼並不比徐達等將領少。對於這個大我二十歲的長者，我心裏對他更多的是一份敬重與感激。時過境遷，隨著各自身份的變化，這份感激也產生了更為複雜的情緒。
洪武初年，在即帝位、冊封皇後和太子等一係列的國家大事中，李善長都充當著大禮使的重要角色。我甚至還讓李善長擔任太子太師，輔導太子朱標，等於是將帝國的未來也交與李善長之手。沒有絕對的信任，我是不會這麼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