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歲那年我帶著一條殘疾的腿走出初中校門。
那年月學生畢業不在夏季而在冬季，當時初中升高中的政策是“初中推薦，大隊保送，高中複審”，升學憑的不是成績，而是成績以外的東西。我雖然學習成績好，但腿有殘疾，又沒有關係，最終以不符合“德智體全麵發展”為由被剝奪了上高中的權利。
於是，我隻好拖著條殘疾的腿到生產隊參加勞動。分派農活時，隊長常常左右為難：什麼活也不給我派，我掙不到工分，靠啥活著？給我派活兒，我能幹的活兒又實在少。我深知身體的殘疾決定了我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農民，我必須開拓另外的生存之路。
剛巧，村辦小學要找一名代課教師。我認為我的知識水平完全夠格，來了個毛遂自薦。大隊書記把頭搖得像貨郎鼓，說當老師要為人師表，站有站相，走路有走路的相，而我站著像老馬歇蹄，走路又像風擺荷葉，讓學生看著發笑，還怎麼能上好課？就這樣，那代課教師的位子讓支部書記的一個親戚給占了。
我不得不重新思索我的人生之路。一天晚上我正在小屋裏演算高等數學題，父親走了進來，望著小方桌上的草紙，長歎了一口氣對我說，兄弟姐妹都不好指望，勸我還是趁年輕學門換飯吃的手藝。父親的話不多，卻讓我認識了嚴峻的現實：如果不找到一條謀生之路，不但書讀不成，說不定哪天我還會上街乞討！那時我還沒有自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卻過早地懂得了人隻有解決了吃穿住的問題才能談理想、前途和人的價值。我不得不含淚把書本鎖在木箱裏。父親賣掉了家中本來就不夠吃的口糧的一部分，為我買來了無線電修理方麵的書和萬能表、電烙鐵。我開始學家用電器修理，後來又學了服裝裁剪、修鞋……
後來，我投奔在東北一個縣林業局工作的舅父，在一家林場當了個抄抄寫寫的臨時工。我幹得很認真，領導也很器重，說隻要好好幹，有機會說不定可以轉正式工。我知道一個殘疾人被轉為正式工意味著什麼，所以工作很專心。
1977年，從廣播裏傳出高等學校招生製度改革的消息，攪亂了我的心。上大學深造，是我少年時代夢寐以求的願望，憑推薦、保送上大學，猴年馬月也輪不到我；憑考試，我這個初中生不見得比高中生差！我不能錯過機會。經過幾天幾夜的思想鬥爭，我放棄了來之不易的坐辦公室的臨時工作，放棄了“農轉非”和成為正式工的希望，回家鄉報考大學。
父親對我的選擇大為不解。母親抱怨我不該從東北回來，說舅父給我找個工作不容易，辭了工作，大學考不上，豈不弄個雞飛蛋打？好多同齡人向我投來異樣的目光，認為我不知天高地厚。一個初中畢業的殘疾人要考大學，是不是神經出了毛病？有人當麵問我：“小兔子能拉車的話，誰還買大騾子大馬？”那一年，全公社100名報考者，隻有我這個初中生收到了體檢通知。我既高興又擔憂，高興的是我的自學能力得到了檢驗，擔憂的是我的身體過不了體檢關。結果我的擔憂成了現實。
第二年我又參加了高考，成績超過錄取線50多分，可別人都入學了，我還沒收到錄取通知書，去地區招辦打聽，才知錄取工作已經結束。
有位身份不低的人告訴我，像我這種腿有殘疾的人，除非考出全省拔尖的成績來，或許有學校錄取。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盡百分之百的努力。於是，我又投入到緊張的複習之中。1979年我的考試成績排全縣前8名，超過了全國重點校錄取分數線，體檢表上“四肢”那一欄寫著：“右腿比左腿短2公分，肌力4級。”當時的體檢標準是兩腿不等長超過了3公分，肌肉萎縮肌力在3級以下為不合格。大夫在體檢結論那一欄裏簽的意見是“合格”！走出縣醫院的大門，我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輕鬆和喜悅。
過了十幾天，從文教局傳來消息說我體檢又不合格。我找到縣招辦，一位30歲左右的男人正在看報。他好像認識我，問我是不是來說上學的事，他告訴我說也沒用，我的身體不合格。我趕緊問哪裏不合格，他問我看過體檢標準沒有。我說看過，他讓我把有關條款背出來。我說第一條是兩腿不等長超過3公分不合格，他說這一條我合格。我又背第二條，他說我這一條不合格，我的肌力是4級。這一下我更糊塗了，體檢大夫曾告訴我：數字越小肌力越差，4級是合格的。但人家不容辯駁地打了個比方：如同一家有兄弟幾人，這老四就是在老三以下。當時我的肺都差點氣炸了，顧不得他是官我是民了，我說他草菅人命，他說我無理取鬧。
我不服，為了找回失去的上學權利，我拖著殘疾的腿，奔波於唐山、石家莊之間，請求把上學的權利還給我。在省城，住不起旅館，火車站的候車室又不讓沒票的人待，我就在車站不遠的地道橋下過夜。為節省錢，那幾天我每天隻吃一個麵包。我到處奔波，被人當作皮球踢來踢去，聽了不少同情的話語，也聽了不少諷刺挖苦的話，看了不少人的白眼。在一所專科學校，一位校長指著一群打籃球的學生對我說：“看，個個都是生龍活虎，學校過的是半軍事化的生活，你怎麼行？”為了證明自己能行，我用盡全身的力氣搬起基建工地上的10塊磚走了兩步讓他看，引來好多人像看耍猴似的看我，卻沒有感動那位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