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應聘當上了鄉文化站的站長。兩年後，我看到了像我這樣的殘疾人隻要考試合格就能被大學錄取的通知，心中又一次燃起了上學深造的希望之火。可那一年我已27歲，超過了高校招生的最高年齡限製。難道這就是命？
我決定與命運抗爭，跨過高中、大學，直接報考研究生。那時候我的英語水平是零。於是，我開始白天工作，晚上自學……
1987年，我報考陝西財經學院，4月份收到了分數通知。信是別人拆開的，他們沒有注意到我的考試成績，隻看到了成績通知單上的一句話：根據你的成績，不能錄取。一時間說什麼的都有。有位鄉領導勸我心別太高，有碗飯吃就知足吧。也有人把我看成“魔怔”、“精神病患者”。
1988年，在別人的嘲笑中，我又報考了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終於在4月底接到了複試通知。複試後，研究生處的領導告訴我，我的情況和別的考生不同，擔心我畢業分配困難，要我在6月底以前聯係一家定向單位，否則不能錄取。這給我出了一個很大的難題，我一個無權無勢的殘疾農民，到哪兒去找接收單位？
費了不少周折，我總算在6月30日拿到了決定我命運的接收單位開出的函。1988年7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我收到了中央財政金融學院錄取我為碩士研究生的通知書。
捧著這通知書，我百感交集。從1977年我第一次考大學到收到這張通知書，整整10年過去了。人的一生能有幾個10年？我寫信給我的朋友談我的感受，他在回信中說，人生也許就是這樣：掙紮，失敗；再掙紮，再失敗；再掙紮……唯願希望在心間！這位朋友的話我一直記在心中。
15歲那年我帶著一條殘疾的腿走出初中校門。
那年月學生畢業不在夏季而在冬季，當時初中升高中的政策是“初中推薦，大隊保送，高中複審”，升學憑的不是成績，而是成績以外的東西。我雖然學習成績好，但腿有殘疾，又沒有關係，最終以不符合“德智體全麵發展”為由被剝奪了上高中的權利。
於是，我隻好拖著條殘疾的腿到生產隊參加勞動。分派農活時，隊長常常左右為難：什麼活也不給我派，我掙不到工分，靠啥活著？給我派活兒，我能幹的活兒又實在少。我深知身體的殘疾決定了我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農民，我必須開拓另外的生存之路。
剛巧，村辦小學要找一名代課教師。我認為我的知識水平完全夠格，來了個毛遂自薦。大隊書記把頭搖得像貨郎鼓，說當老師要為人師表，站有站相，走路有走路的相，而我站著像老馬歇蹄，走路又像風擺荷葉，讓學生看著發笑，還怎麼能上好課？就這樣，那代課教師的位子讓支部書記的一個親戚給占了。
我不得不重新思索我的人生之路。一天晚上我正在小屋裏演算高等數學題，父親走了進來，望著小方桌上的草紙，長歎了一口氣對我說，兄弟姐妹都不好指望，勸我還是趁年輕學門換飯吃的手藝。父親的話不多，卻讓我認識了嚴峻的現實：如果不找到一條謀生之路，不但書讀不成，說不定哪天我還會上街乞討！那時我還沒有自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卻過早地懂得了人隻有解決了吃穿住的問題才能談理想、前途和人的價值。我不得不含淚把書本鎖在木箱裏。父親賣掉了家中本來就不夠吃的口糧的一部分，為我買來了無線電修理方麵的書和萬能表、電烙鐵。我開始學家用電器修理，後來又學了服裝裁剪、修鞋……
後來，我投奔在東北一個縣林業局工作的舅父，在一家林場當了個抄抄寫寫的臨時工。我幹得很認真，領導也很器重，說隻要好好幹，有機會說不定可以轉正式工。我知道一個殘疾人被轉為正式工意味著什麼，所以工作很專心。
1977年，從廣播裏傳出高等學校招生製度改革的消息，攪亂了我的心。上大學深造，是我少年時代夢寐以求的願望，憑推薦、保送上大學，猴年馬月也輪不到我；憑考試，我這個初中生不見得比高中生差！我不能錯過機會。經過幾天幾夜的思想鬥爭，我放棄了來之不易的坐辦公室的臨時工作，放棄了“農轉非”和成為正式工的希望，回家鄉報考大學。
父親對我的選擇大為不解。母親抱怨我不該從東北回來，說舅父給我找個工作不容易，辭了工作，大學考不上，豈不弄個雞飛蛋打？好多同齡人向我投來異樣的目光，認為我不知天高地厚。一個初中畢業的殘疾人要考大學，是不是神經出了毛病？有人當麵問我：“小兔子能拉車的話，誰還買大騾子大馬？”那一年，全公社100名報考者，隻有我這個初中生收到了體檢通知。我既高興又擔憂，高興的是我的自學能力得到了檢驗，擔憂的是我的身體過不了體檢關。結果我的擔憂成了現實。
第二年我又參加了高考，成績超過錄取線50多分，可別人都入學了，我還沒收到錄取通知書，去地區招辦打聽，才知錄取工作已經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