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一個人隻要認真做功夫就行了，別的都不用多想，想了也白想。如果你“混得不好”，無法引起別人的注意，一定是功夫不行，而不是因為你不夠狡滑，或別人心眼不好、“不給你機會”。你想改變命運，唯一的辦法就是做功夫。當然，功夫不止一種，說話有說話的功夫，辦事有辦事的功夫，持家有持家的功夫，戀愛有戀愛的功夫，功夫自然是多學一點好，但不可能學成萬事通，一般而言，道德上的功夫人人必修，事業上的功夫則要依人生誌向而定，你立定了什麼誌向，就去學什麼功夫。王陽明說“立誌用功”看成一件事，不立誌自然懶於用功，不用功也談不上立誌，隻是空想而已。
王陽明是一個實幹家而非空想家，他一旦立誌，就會采取行動，去做“栽培之功”。他幼年時的誌向是成為一個縱橫疆場的將軍，於是他勤練武功，擊劍射箭，無不精通。後來他帶兵時，在校場表演，三箭皆中，令人嘖嘖稱奇。青少年時，他立誌修煉“長生久視”之術，於是四處尋訪名師，探討玄理，打坐修煉。成年後他立誌做聖賢，走上了儒家“經國濟世”之路，於是他勤學各種切身功夫，提升領導素質。他本是文人，為何能統領大軍、戰無不勝而立下赫赫軍功？那絕對不是天賦才能，而是平日勤做功夫的結果。
弘治十二年（1499）,28歲的王守仁考中進士，“觀政工部”，即在工部擔任一個實習官員。當時明朝的北部邊疆受到瓦剌的侵擾，而朝廷官員都無進取之誌，不敢領軍出征。對這一現狀，心懷報國之誌的王陽明很是不滿，於是向皇上上書，提出八項措施，請求革故鼎新，改革經濟、政治和軍事，增強國力。他的上書得到了皇上的肯定，但八條措施都未施行。王陽明深知空言無益，於是下決心學習兵法，以備將來為國出征。據《王陽明年譜》說：“當時邊報甚急，朝廷舉將才，莫不惶蘧。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搏擊之士，而不能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以此可見，王陽明學兵法的誌向是成為“韜略統禦之才”。
王陽明讀過多少兵書，不得而知，但從有關文獻的記述看，他至少讀過《孫子兵法》、《司馬法》、《尉繚子》、《六韜》、《吳子兵法》、《三略》、《唐李問對》，而且他對這些兵書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例如，他論《司馬法·天子之義》說：“先之以教民，至誓師用兵之時，猶必以禮與法相表裏，文與武相左右，即‘賞罰且設而不用’，直歸之‘克讓克和’，此真天子之義，能取法天地而觀乎先聖者也。”他論《李衛公問答》說：“李靖一書，總之祖孫、吳而未盡其妙，然以當孫、吳注腳亦可。”他對《尉繚子》的心得是：“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兵之用奇，全從教習中來。若平居教習不素，一旦有急，驅之赴敵，有聞金鼓而目眩者矣，安望出死力而決勝乎？”他還從《六韜》、《三略》中悟到了一條寶貴的成功理念： “古者寓兵於農，正是此意。無事則吾兵即吾農，有事則吾農即吾兵，以佚待勞，以飽待譏，而不令敵人得窺我虛實，此所以百戰百勝。”後來，毛澤東提出“兵民乃勝利之本”的英明勝策，與王陽明的認識神合意同，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所以說，一個人隻要認真做功夫就行了，別的都不用多想，想了也白想。如果你“混得不好”，無法引起別人的注意，一定是功夫不行，而不是因為你不夠狡滑，或別人心眼不好、“不給你機會”。你想改變命運，唯一的辦法就是做功夫。當然，功夫不止一種，說話有說話的功夫，辦事有辦事的功夫，持家有持家的功夫，戀愛有戀愛的功夫，功夫自然是多學一點好，但不可能學成萬事通，一般而言，道德上的功夫人人必修，事業上的功夫則要依人生誌向而定，你立定了什麼誌向，就去學什麼功夫。王陽明說“立誌用功”看成一件事，不立誌自然懶於用功，不用功也談不上立誌，隻是空想而已。
王陽明是一個實幹家而非空想家，他一旦立誌，就會采取行動，去做“栽培之功”。他幼年時的誌向是成為一個縱橫疆場的將軍，於是他勤練武功，擊劍射箭，無不精通。後來他帶兵時，在校場表演，三箭皆中，令人嘖嘖稱奇。青少年時，他立誌修煉“長生久視”之術，於是四處尋訪名師，探討玄理，打坐修煉。成年後他立誌做聖賢，走上了儒家“經國濟世”之路，於是他勤學各種切身功夫，提升領導素質。他本是文人，為何能統領大軍、戰無不勝而立下赫赫軍功？那絕對不是天賦才能，而是平日勤做功夫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