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二年（1499）,28歲的王守仁考中進士，“觀政工部”，即在工部擔任一個實習官員。當時明朝的北部邊疆受到瓦剌的侵擾，而朝廷官員都無進取之誌，不敢領軍出征。對這一現狀，心懷報國之誌的王陽明很是不滿，於是向皇上上書，提出八項措施，請求革故鼎新，改革經濟、政治和軍事，增強國力。他的上書得到了皇上的肯定，但八條措施都未施行。王陽明深知空言無益，於是下決心學習兵法，以備將來為國出征。據《王陽明年譜》說：“當時邊報甚急，朝廷舉將才，莫不惶蘧。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搏擊之士，而不能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以此可見，王陽明學兵法的誌向是成為“韜略統禦之才”。
王陽明讀過多少兵書，不得而知，但從有關文獻的記述看，他至少讀過《孫子兵法》、《司馬法》、《尉繚子》、《六韜》、《吳子兵法》、《三略》、《唐李問對》，而且他對這些兵書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例如，他論《司馬法·天子之義》說：“先之以教民，至誓師用兵之時，猶必以禮與法相表裏，文與武相左右，即‘賞罰且設而不用’，直歸之‘克讓克和’，此真天子之義，能取法天地而觀乎先聖者也。”他論《李衛公問答》說：“李靖一書，總之祖孫、吳而未盡其妙，然以當孫、吳注腳亦可。”他對《尉繚子》的心得是：“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兵之用奇，全從教習中來。若平居教習不素，一旦有急，驅之赴敵，有聞金鼓而目眩者矣，安望出死力而決勝乎？”他還從《六韜》、《三略》中悟到了一條寶貴的成功理念： “古者寓兵於農，正是此意。無事則吾兵即吾農，有事則吾農即吾兵，以佚待勞，以飽待譏，而不令敵人得窺我虛實，此所以百戰百勝。”後來，毛澤東提出“兵民乃勝利之本”的英明勝策，與王陽明的認識神合意同，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王陽明最推崇的是《吳子兵法》，認為它的實用價值超過《孫子兵法》，他說：“彼孫子兵法較吳豈不深遠，而實用則難言矣。想孫子特有意著書成名，而吳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後來，王陽明帶兵作戰，在戰略思想上取法孫子，而在具體指揮上取法吳子，真可謂善於學習、融會貫通。
王陽明講究“知行合一”，按他的觀點，隻有學習、沒有實踐，不可能獲得真知，那他飽讀詩書，又怎能精通兵道呢？
王陽明當然不會滿足於紙上談兵，一有機會就實踐自己的兵法功夫。他二十九歲時，以欽差身份，奉派去督造威寧伯王越的墳墓。於是，他找到了用武之地，以兵法為統禦之方，進行軍事化管理。他組織民工演練“八陣圖”，讓民工勞逸結合，按時作息，對管理人員，也以兵法約束和指揮。當然，他還會根據實際情況，對管理方法不斷改進。其結果是，在他的領導下，工程的效率極高，遠勝平常。當工程完畢，他對兵法的領悟也就更深了。
此後二十多年，他一直沒帶兵，但並未停止在這方麵做功夫，不僅如此，他還把自己的心學融入到兵學中，練成了自己的“獨門功夫”。後來，當他真正帶兵時，對兵法運用嫻熟，有如神助，屢建奇功。
《明史》說：“終明之世，文臣用兵製勝，未有如陽明者。”但是，從王陽明做功夫的經曆來看，他並不是一個軍事天才，他的成功，隻是證明了一件事：隻要工夫深，鐵杵磨成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