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不僅教化民眾，也教化官吏，經常官民同教。為了籌措軍糧、軍餉，他不得不下令加重對商人的征收，但同時下令主管官吏不得對商人橫征暴斂、任意侵擾，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商人的權益。他的《禁約榷商官吏》說：“照得商人比諸農夫固為逐末，然其終歲棄離家室，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良亦可憫！但因南贛軍資無所措備，未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為此，本亦寬恤貧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今後商稅，遵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許多取毫厘；其餘雜貨，俱照舊例三分抽一，若資本微細，柴炭雞鴨之類，一概免抽。橋子人等隻許關口把守開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盤為名，侵淩騷擾，違者許赴軍門口告，照依軍法拿問。其客商人等亦要從實開報，不得聽信哄誘，隱匿規避，因小失大，事發照例問罪，客貨入官……”
王陽明的教化之方，不僅僅是發文告而已，他每到一地，往往推行以下三法：
一是頒布“鄉約”，建立約長製度，指導和督促民眾自治；
二是恢複社學（官督民辦的義學），聘請名師，使更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
三是推行“十家牌法”，這是他模仿古代的連坐法而創的一種新法，其要求是“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此法在今天來說不合理，但在當時來說，倒也是一個“以毒攻毒”的方子。不過隻能治標，不能治本。王陽明並不喜歡用這種法子，隻是不得已而為之罷了。
王陽明“懇切開諭”，施教化之功，不僅是他為政治民的方法，也是他“知行合一”而“致良知”的道德實踐。他的成功，可以告訴人們一件事：加強道德修養、學問修養確實有用，還可以對那些“讀書無用論”者摑上一記耳光！
王陽明不僅教化民眾，也教化官吏，經常官民同教。為了籌措軍糧、軍餉，他不得不下令加重對商人的征收，但同時下令主管官吏不得對商人橫征暴斂、任意侵擾，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商人的權益。他的《禁約榷商官吏》說：“照得商人比諸農夫固為逐末，然其終歲棄離家室，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良亦可憫！但因南贛軍資無所措備，未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為此，本亦寬恤貧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今後商稅，遵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許多取毫厘；其餘雜貨，俱照舊例三分抽一，若資本微細，柴炭雞鴨之類，一概免抽。橋子人等隻許關口把守開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盤為名，侵淩騷擾，違者許赴軍門口告，照依軍法拿問。其客商人等亦要從實開報，不得聽信哄誘，隱匿規避，因小失大，事發照例問罪，客貨入官……”
王陽明的教化之方，不僅僅是發文告而已，他每到一地，往往推行以下三法：
一是頒布“鄉約”，建立約長製度，指導和督促民眾自治；
二是恢複社學（官督民辦的義學），聘請名師，使更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
三是推行“十家牌法”，這是他模仿古代的連坐法而創的一種新法，其要求是“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此法在今天來說不合理，但在當時來說，倒也是一個“以毒攻毒”的方子。不過隻能治標，不能治本。王陽明並不喜歡用這種法子，隻是不得已而為之罷了。
王陽明“懇切開諭”，施教化之功，不僅是他為政治民的方法，也是他“知行合一”而“致良知”的道德實踐。他的成功，可以告訴人們一件事：加強道德修養、學問修養確實有用，還可以對那些“讀書無用論”者摑上一記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