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罷黜庸才。
人人都可以是人才，而且人人都以為自己是人才，但不同崗位對人才的素質有不同的要求，而且，人才要在業績中體現，隻有拿出業績，才是真正人才。王陽明對那些有罪的所謂“人才”固然會依法辦理，對那些才不勝任、績效不佳或責任心不強的庸才，也會罷黜，不讓他們屍位素餐、營營私利。
例如，寧王朱宸濠謀反時，贛州衛舍人王鼐奉命帶著公文去向朝廷奏報，他卻“設計詐病，推托不前，顯有通賊情弊”。寧王被擒後，他帶著緊急公文赴京奏報，“卻又迂道私赴太監張忠處捏報軍中事情，幾至釀成大變”。於是王陽明下令逮捕王鼐，審問罪狀，依法懲處。
王陽明任兩廣巡撫時，當地各中下級官吏“往往輒因私事，棄職遠出；或因上司經由，過為趨諂，越境送迎，往回動經旬月，上下相安，恬不為異”。對此現象，王陽明深感失望和憤懣，在公文中，他義正辭嚴地說：“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職；而有司之失職，獨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僥悻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國憲，不恤民事，不以地方為念，不以職業經心，既無身率之教，又無警戒之行，是以蕩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責可矣！”為了杜絕這種鑽營謀私、荒廢公事的行為，王陽明下令查革了大批不稱職、不負責的官員，使當地的風氣為之一清。
三是關心下屬的利益。
在曆史上，明朝對貪官汙吏的懲治最為嚴厲，僅明太祖朱元璋一朝，懲處的貪官汙吏不計其數，可能高達數十萬人，僅勒令到朱元璋的老家“勞動改造”的官員便多達一萬多人。後來的打擊手段逐漸緩和，但仍可稱為“酷烈”。正因為如此，大明朝的清官也比曆朝都多。
王陽明並不反對打擊貪官汙吏，他本人就是一個清官，但他認為，光靠打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明朝官員的俸祿相當微薄，許多人淪為貪官，也是為生活所迫。王陽明看到了一問題，認為應該設法增加官員的收入，使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因此，當他出任兩廣巡撫時，開始著手增加官員的俸祿。他的《議處官吏稟俸》，首先說明了官吏俸祿低微的現狀和“腐敗”的情有可原：“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衛、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贓問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由，皆雲家口眾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以涼薄，而近例減削，又複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自守者，往往狼狽藍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情亦可矜憫！”
接著，王陽明指出，朝廷用人，應該考慮合理報酬，不要將官員逼到“必貪”之地：“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各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恥節義。今定製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況其下者之眾乎？”
二是罷黜庸才。
人人都可以是人才，而且人人都以為自己是人才，但不同崗位對人才的素質有不同的要求，而且，人才要在業績中體現，隻有拿出業績，才是真正人才。王陽明對那些有罪的所謂“人才”固然會依法辦理，對那些才不勝任、績效不佳或責任心不強的庸才，也會罷黜，不讓他們屍位素餐、營營私利。
例如，寧王朱宸濠謀反時，贛州衛舍人王鼐奉命帶著公文去向朝廷奏報，他卻“設計詐病，推托不前，顯有通賊情弊”。寧王被擒後，他帶著緊急公文赴京奏報，“卻又迂道私赴太監張忠處捏報軍中事情，幾至釀成大變”。於是王陽明下令逮捕王鼐，審問罪狀，依法懲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