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任兩廣巡撫時，當地各中下級官吏“往往輒因私事，棄職遠出；或因上司經由，過為趨諂，越境送迎，往回動經旬月，上下相安，恬不為異”。對此現象，王陽明深感失望和憤懣，在公文中，他義正辭嚴地說：“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職；而有司之失職，獨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僥悻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國憲，不恤民事，不以地方為念，不以職業經心，既無身率之教，又無警戒之行，是以蕩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責可矣！”為了杜絕這種鑽營謀私、荒廢公事的行為，王陽明下令查革了大批不稱職、不負責的官員，使當地的風氣為之一清。
三是關心下屬的利益。
在曆史上，明朝對貪官汙吏的懲治最為嚴厲，僅明太祖朱元璋一朝，懲處的貪官汙吏不計其數，可能高達數十萬人，僅勒令到朱元璋的老家“勞動改造”的官員便多達一萬多人。後來的打擊手段逐漸緩和，但仍可稱為“酷烈”。正因為如此，大明朝的清官也比曆朝都多。
王陽明並不反對打擊貪官汙吏，他本人就是一個清官，但他認為，光靠打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明朝官員的俸祿相當微薄，許多人淪為貪官，也是為生活所迫。王陽明看到了一問題，認為應該設法增加官員的收入，使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因此，當他出任兩廣巡撫時，開始著手增加官員的俸祿。他的《議處官吏稟俸》，首先說明了官吏俸祿低微的現狀和“腐敗”的情有可原：“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衛、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贓問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由，皆雲家口眾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以涼薄，而近例減削，又複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自守者，往往狼狽藍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情亦可矜憫！”
接著，王陽明指出，朝廷用人，應該考慮合理報酬，不要將官員逼到“必貪”之地：“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各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恥節義。今定製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況其下者之眾乎？”
最後，王陽明要求討論，如何在朝廷定製範圍內，合理增加官吏們的收入，並且表明，“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
“公務員”的工資，在中國曆來是個很敏感的問題，而且難以解決。按傳統觀念，社會精英都以“治國平天下”為誌，通俗一點說，熱衷於做官。如果“高薪養廉”，大家更會削尖腦袋往官場鑽，官場定會擠得滿滿的，遠遠超過社會能負擔的限度，必將導致國家衰敗、政權崩潰；如果低薪阻官，一味要求官員無私奉獻，他們又不樂意，終至貪腐成風。究竟該如何解決，目前為止似乎還是一個無解的難題。
但王陽明適當增加官員的收入，仍不失為治本之法。官員的收入合理了，接下來打擊貪官汙吏就更是理直氣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