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一個極熱心救世的人，他看見當時各國征戰的慘禍，心中不忍，所以倡為“非攻”論。他以為從前那種“弭兵”政策（如向戌的弭兵會），都不是根本之計。根本的“弭兵”，要使人人“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這就是墨子的“兼愛”論。
但是墨子並不是一個空談弭兵的人，他是一個實行非攻主義的救世家。那時公輸般替楚國造了一種雲梯，將要攻宋。墨子聽見這消息，從魯國起程，走了十日十夜，趕到郢都去見公輸般。公輸般被他一說說服了，便送他去見楚王；楚王也被他說服了，就不攻宋了（參看《墨子·公輸篇》）。公輸般對墨子說：“我不曾見你的時候，我想得宋國。自從我見了你之後，就是有人把宋國送給我，要是有一毫不義，我都不要了。”墨子說：“……那樣說來，仿佛是我已經把宋國給了你了。你若能努力行義，我還要把天下送給你咧。”（《魯問篇》）
看他這一件事，可以想見他一生的慷慨好義。有一個朋友勸他道：“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你何苦這樣盡力去做呢？我勸你不如罷了。”墨子說：“譬如一個人有十個兒子，九個兒子好吃懶做，隻有一個兒子盡力耕田。吃飯的人那麼多，耕田的人那麼少，那一個耕田的兒子便該格外努力耕田才好。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你正該勸我多做些才好。為什麼反來勸我莫做呢？”（《貴義篇》）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那反對墨家最利害的孟軻道：“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這話本有責備墨子之意，其實是極恭維他的話。試問中國曆史上，可曾有第二個“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人麼？
墨子是一個宗教家。他最恨那些儒家一麵不信鬼神，一麵卻講究祭禮喪禮。他說：“不信鬼神，卻要學祭禮，這不是沒有客卻行客禮麼？這不是沒有魚卻下網麼？”（《公孟篇》）所以墨子雖不重喪葬祭祀，卻極信鬼神，還更信天。他的“天”卻不是老子的“自然”，也不是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天。墨子的天，是有意誌的。天的“誌”就是要人兼愛。凡事都應該以“天誌”為標準。
墨子是一個實行的宗教家。他主張節用，又主張廢樂，所以他教人要吃苦修行。要使後世的墨者，都要“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這是“墨教”的特色。《莊子·天下篇》批評墨家的行為，說：
墨翟、禽滑厘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
又卻不得不稱讚墨子道：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認得這個墨子，才可講墨子的哲學。
《墨子》書今本有五十三篇，依我看來，可分作五組：
第一組，自《親士》到《三辯》，凡七篇，皆後人假造的（黃震、宋濂所見別本，此七篇題曰經）。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後四篇乃根據墨家的餘論所作的。
第二組，《尚賢》三篇，《尚同》三篇，《兼愛》三篇，《非攻》三篇，《節用》兩篇，《節葬》一篇，《天誌》三篇，《明鬼》一篇，《非樂》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學說所作的。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非樂》、《非儒》兩篇更可疑。
第三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書，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說的書。我以為這六篇就是《莊子·天下篇》所說的“別墨”做的。這六篇中的學問，決不是墨子時代所能發生的。況且其中所說和惠施、公孫龍的話最為接近。惠施、公孫龍的學說差不多全在這六篇裏麵。所以我以為這六篇是惠施、公孫龍時代的“別墨”做的。我從來講墨學，把這六篇提出，等到後來講“別墨”的時候才講他們。
第四組，《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這五篇，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來做的，就是儒家的《論語》一般。其中有許多材料比第二組還更為重要。
第五組，自《備城門》以下到《雜守》凡11篇。所記都是墨家守城備敵的方法，於哲學沒甚麼關係。
研究墨學的，可先讀第二組和第四組，後讀第三組，其餘二組，可以不必細讀。
墨子的哲學方法
儒墨兩家根本上不同之處，在於兩家哲學的方法不同，在於兩家的“邏輯”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條最形容得出這種不同之處：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悅，遠者來”）
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
這就是儒墨的大區別，孔子所說是一種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個“所以為之若之何”的進行方法。孔子說的是一個“什麼”，墨子說的是一個“怎樣”，這是一個大分別。《公孟篇》又說：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