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說的還是一個“什麼”，墨子說的是一個“為什麼”。這又是一個大分別。
這兩種區別，皆極重要。儒家最愛提出一個極高的理想的標準，作為人生的目的，如論政治，定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說“近者悅，遠者來”；這都是理想的目的，卻不是進行的方法。如人生哲學則高懸一個“止於至善”的目的，卻不講怎樣能使人止於至善。所說細目，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全不問為什麼為人子的要孝，為什麼為人臣的要敬；隻說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是該如此如此的。所以儒家的議論，總要偏向“動機”一方麵。“動機”如俗話的“居心”。
孟子說的“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存心是行為的動機。《大學》說的誠意，也是動機。儒家隻注意行為的動機，不注意行為的效果。推到了極端，便成董仲舒說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隻說這事應該如此做，不問為什麼應該如此做。
墨子的方法，恰與此相反。墨子處處要問一個“為什麼”。例如造一所房子，先要問為什麼要造房子。知道了“為什麼”，方才可知道“怎樣做”。知道房子的用處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方才可以知道怎樣布置構造始能避風雨寒暑，始能分別男女內外。人生的一切行為，都是如此。如今人講教育，上官下屬都說應該興教育，於是大家都去開學堂，招學生。大家都以為興教育就是辦學堂，辦學堂就是興教育，從不去問為什麼該興教育。因為不研究教育是為什麼的，所以辦學和視學的人也無從考究教育的優劣，更無從考究改良教育的方法。我去年回到內地，有人來說，我們村裏，該開一個學堂。我問他為什麼我們村裏該辦學堂呢？他說：某村某村都有學堂了，所以我們這裏也該開一個。這就是墨子說的“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的理論。
墨子以為無論何種事物、製度、學說、觀念，都有一個“為什麼”。換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個用處。知道那事物的用處，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惡。為什麼呢？因為事事物物既是為應用的，若不能應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應該改良了。例如墨子講“兼愛”，便說：
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愛下》）
這是說能應“用”的便是“善”的；“善”的能應“用”的。譬如我說這筆“好”，為什麼“好”呢？因為能中寫，所以“好”。又如我說這會場“好”，為什麼“好”呢？因為他能最合開會講演的用，所以“好”。這便是墨子的“應用主義”。
應用主義又可叫做“實利主義”。儒家說：“義也者，宜也。”宜即是“應該”。凡是應該如此做的，便是“義”。墨家說：“義，利也。”（《經上篇》。參看《非攻下》首段）便進一層說，說凡事如此做去便可有利的即是“義的”。因為如此做才有利，所以“應該”如此做。義所以為“宜”，正因其為“利”。
墨子的應用主義，所以容易被人誤會，都因為人把這“利”字“用”字解錯了。這“利”字並不是“財利”的利，這“用”也不是“財用”的用。墨子的“用”和“利”都隻指人生行為而言。如今且讓他自己下應用主義的界說：
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貴義篇》）
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耕柱篇》）
這兩條同一意思，遷字和舉字同意。《說文》說：“遷，登也。”《詩經》有“遷於喬木”，《易》有“君子以見善則遷”，皆是“升高”、“進步”之意，和“舉”字“抬高”的意思正相同（後人不解“舉”字之義，故把“舉行”兩字連續，作一個動詞解。於是又誤改上一“舉”字為“複”字）。六個“行”字，都該讀去聲，是名詞，不是動詞。六個“常”字，都與“尚”字通用（俞樾解《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一章說如此）。“常”是“尊尚”的意思。這兩章的意思，是說無論什麼理論，什麼學說，須要能改良人生的行為，始可推尚。若不能增進人生的行為，便不值得推尚了。
墨子又說：
今瞽者曰：“钜者，白也。（俞雲，钜當作豈。豈者，皚之假字）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貴義篇》）
這話說得何等痛快？大凡天下人沒有不會說幾句仁義道德的話的，正如瞎子雖不曾見過白黑，也會說白黑的界說。須是到了實際上應用的時候，才知道口頭的界說是沒有用的。高談仁義道德的人，也是如此。甚至有許多道學先生一味高談王霸義利之辨，卻實在不能認得韭菜和麥的分別。有時分別義利，辨人毫芒，及事到臨頭，不是隨波逐流，便是手足無措。所以墨子說單知道幾個好聽的名詞，或幾句虛空的界說，算不得真“知識”。真“知識”在於能把這些觀念來應用。
這就是墨子哲學的根本方法。後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與此說多相似之點。陽明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隻是未知。”很像上文所說“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之意。但陽明與墨子有絕不同之處。陽明偏向“良知”一方麵，故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墨子卻不然，他的是非的“準則”，不是心內的良知，乃是心外的實用。簡單說來，墨子是主張“義外”說的，陽明是主張“義內”說的（義外義內說，見《孟子·告子篇》）。陽明的“知行合一”說，隻是要人實行良知所命令。墨子的“知行合一”說，隻是要把所知的能否實行，來定所知的真假，把所知的能否應用來定所知的價值。這是兩人的根本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