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名草根中的草根，朱元璋在心底希望建立一個：絕對平等，每個人都不會被餓死的純粹理想國。本人同意青少年的經曆使他極度痛恨貪官汙吏，甚至對官員集體有嚴重的不信任感，但不同意有人提出的朱元璋患有精神病的觀點。這些人的觀點就在於朱元璋采用了非常慘無人道的方法，他開創（恢複）了許多慘無人道的刑法，如淩遲、刷洗、抽腸、剝皮，黥刺、閹割、挑膝蓋、錫蛇遊等等酷刑。
然而，對於這一點本人倒是覺得他的軍人身份反而能夠說明一些問題。作為一名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人來說，死人對於他來說並沒有什麼心理陰影。殺功臣算什麼？許多功臣都死在了建國前，而被殺的功臣們則享受了至少十年的幸福。因此，在朱元璋心中這算不得什麼。連功臣特別是建國功臣都如此，其他功臣在他的眼中也就不過如此，像一些建國後提拔起來的官員更是不值一提。這一點從郭桓案便可略知一二。
洪武18年（1385年）農曆三月，朱元璋在得到禦史餘敏、丁廷舉等人的舉報後，懷疑北平二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戶部侍郎郭桓合謀貪汙挪用公款。便命右審刑吳庸審理此案，最終，包括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誌、工部侍郎麥至德等全部被處死。
可以說，中央六部自侍郎以下幾乎全都被處死（其中有兩個部全幹淨了），牽連人數達數萬（不同史料不同記載1萬到3萬之間）。牽連的人不僅僅包括官吏還有許多有錢人。可以想見，封建社會官商勾結的事情並不鮮見，如此一來，全國上下的富人被傷及大半。然而，這種情況導致了舉國上下的痛斥，畢竟這種連根拔起的行為必然會造成許多冤假錯案。朱元璋為了堵住眾人之嘴，便把過錯一股腦的推到了右審刑吳庸頭上。說他：本來是讓你去審查貪官汙吏，你卻把事情搞成這個樣子，舊的奸臣沒有殺完又生出新的奸臣趁機敲詐百姓。這一切的過錯都是你的錯，以後像你這樣的人見一個殺一個。為此，吳庸被處斬。
郭桓一案所涉及的贓物，根據不同史書的記載大約在700百萬石到2400萬石糧食之間，即使以最低的《明史·刑法二》中的700萬計算也是相當驚人，大概相當於明朝一年財政收入的二成九。有些知名明史作家很質疑這個數字，當然，他是按照最多的2400萬石計算的。然而，本人覺得這一點一點也不吃驚。
以當時的生活水平，朱元璋發的那點兒工資早已經不夠用了，因此，官員貪汙就像是潮水一般一波連著一波。由此，朱元璋也不會發出疑問，他不明白，早晨剛剛殺了一大批為何晚上又有人大貪特貪。可以說，官員貪汙在那個時期也就是公開的秘密，即使皇帝有忠心於自己的錦衣衛，但是，大凡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情世故。錦衣衛也不肯能去找所有官員的麻煩，隨著時間的推移，錦衣衛其實也在變質中，他們找的一般是與自己不和的大臣，久而久之，與他們不和的大臣也就剩下了少有的清官們。為此，錦衣衛知情不報的情況大規模發生也在情理之中。
權位焦慮感使他對老朋友、功臣們痛下殺手
朱元璋作為皇帝中出身最低的異類，終生都生存在焦慮中，建國前是一種生存焦慮，建國後則是一種權位焦慮。各類作品中都說過這樣的故事。太子朱標反對朱元璋虐殺功臣、大臣，朱元璋扔給他一個帶刺的大棒讓他撿起來，朱標不揀，元璋問之為何，朱標說有刺。朱元璋便告訴他：我就是為你拔刺。
對於這一點，伴隨著朱元璋作為皇帝的一生，與此同時，封建社會下的所有皇帝都有著這種焦慮，隻不過因為他的出身太低他的焦慮感更加嚴重而已。當我們翻看五千年的曆史時，會得出一個很令人氣餒的結論——殺功臣似乎是皇帝們的天性，殺功臣很正常，不殺才奇怪。
朱元璋以布衣之身投身於亂世竟然成為了天下之主，這本來是一件令人極端自豪的事情。然而，作為一名在諸多反元將領中出身最低賤的人來說，他對於皇權旁落的擔心很有必要。當朱元璋沒後，與其一起造反成功的功臣效仿曆史上的諸多篡位先例的威脅也確實最大。畢竟，你個窮和尚都能當皇帝，我為何不能？特別是長子朱標死後，朱元璋對皇位的過度焦慮愈加嚴重。現在，我們就不妨介紹一下，屠戮功臣較為嚴重的兩大案件。
如果說，權位的焦慮感起初是針對自己的話，那麼後來就是針對自己的子孫。在這點上，最為明顯的便是胡惟庸——李善長案，這一案顯示了朱元璋的權位焦慮感的整個過程。
之前許多著作中都在敘述著這樣的事情：即，在朱元璋屠戮功臣過程中，胡惟庸案和藍玉案是兩大案件。前者牽涉了3萬多人，後者牽涉了1.5萬人。兩大案幾乎囊括了文武功臣。然而，這忽略了“家屬”這個詞彙，3萬人、1.5萬人，往往是功臣（大臣）及其家屬。然而，撇清這個事實並不是說朱元璋對功臣（大臣）很好。相反，計算表明：朱元璋確實有計劃、有預謀地對大臣們進行過屠殺。其實，以每位功臣連親屬在奴仆五十人（當然，您也可以自己按照您的想法除以相應數字，比如20個、30個等等不一而足）計算，這三萬多人便代表著至少600位大臣。
而這六百位大臣是在16年的時間內被殺的，也就是每年要誅殺30到50位大臣。當然，這僅僅是指胡惟庸一個案件而已。再加上其它相關的大案件、突發的小案件等等。明朝洪武年間，每年殺個百八十名官員是不成問題的。如果我們再對照一下洪武年間的人口和今天的人口比一比，就會發現：其實洪武年間被殺官員的官員，即使像我這樣的收縮計算的話也不是個小數字。
朱元璋屠殺功臣是有步驟和計劃的，對於自身權威，朱元璋在未建國前便以軍令的形式向手下人展示過。這並沒有任何問題，俗話說得好“慈不掌兵義不掌財”，仁慈的人是不能帶兵打仗的，因此，抬手要人命，眉鎖鬼神驚的氣概在軍事時期非常要必要。但問題是他的這種風格一直延續到了建國後，最初幾年，朱元璋隻是對於一些官吏嚴加管教。
僅以洪武5年為例，朱元璋便進行了如下措施：
六月丙子，定宦官禁令。
丁醜，定宮官女職之製。
癸巳，定六部職掌及歲終考績法。
乙巳，作鐵榜誡功臣。
這種情況到了洪武9年（1376年）達到頂峰，這一年僅僅是鳳陽的官吏朱元璋便處罰了一萬多人。在此之前，朱元璋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懲治官吏身上。隨著邊疆逐步平穩，天下再次丟失的風險被大大降低之後，朱元璋的手便開始伸向了功臣宿將。
其最為明顯的就是胡惟庸—李善長一案。在此案之前，洪武3年便殺死了功臣楊憲，此人至正16年攻破南京的時候投降朱元璋的元朝舊將。當然，這裏麵也有李善長和劉伯溫、汪廣洋和楊憲等人的政治鬥爭，殺楊憲也是為了平衡新舊功臣之間的平衡，同時也是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之間的政治平衡。其後，李善長辭職，劉基在洪武8年則被李善長的同黨淮西集團新領袖胡惟庸毒殺。
然而，在劉伯溫被殺的過程中朱元璋的作用不容小覷。其一，劉基在京城被毒殺本身朱元璋的特務組織的失職，很難想像，朱元璋的眼線對於劉伯溫這樣的重要人物會忽視。其二，朱元璋明知胡惟庸和劉伯溫有著很深的矛盾，卻令胡惟庸領著醫生去看望劉伯溫，這裏麵包含著借刀殺人的意味。
李善長辭職後便推舉小同鄉胡惟庸為相，胡惟庸這個人算不上建國功臣，在建國過程中的作用並不彰顯，隻因這個人對李善長禮貌有加非常善於溜須拍馬。自他1373年任左丞相以後，因為右丞相（副丞相）汪廣洋在政治鬥爭中失敗，心灰意冷開始做起了“政治和尚”。由此，胡惟庸開始為所欲為，直接威脅到了朱元璋的皇權威嚴。1379年洪武12年，胡惟庸的老朋友禦史中丞塗節看到朱元璋日漸仇視胡惟庸，便告發胡惟庸與禦史大夫陳寧謀反。
恰巧此時，因為外交使團來到京城，胡惟庸、汪廣洋未及時告知，朱元璋勃然大怒將汪廣洋發配海南，途中將其斬首。在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展示了日後經常使用的一招：找補。他殺汪廣洋的理由是“前同楊憲在中書，憲奸惡萬狀，匿而不言。觀爾所為，君之利視之，君之禍亦視之。如此肆侮，法所難容，特追斬其首，用示柔奸。”（《國榷》卷六）。
第二年，朱元璋滅胡惟庸全族，開始大殺功臣，並且開始編輯臣戒錄》，纂錄曆代諸侯王宗戚宦臣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一三八六年又頒發《誌戒錄》，采漢唐宋為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群臣及教官諸生講授，使知所鑒戒。
在這次屠殺中，朱元璋最大的成績就是：借此案他裁撤了“丞相”這一職位，將延續了一千多年年皇權與相權之爭畫上了句號。自此，明清四百年的時間裏，皇權獲得了高度的幾種，有明一代二百六十多年的時期裏，雖有內閣首輔這樣的類似於丞相的職位，但也僅有張居正一人獲得了能與皇權抗衡的資格。而清朝的朝臣中，幾乎可以肯定沒有任何大臣能與皇權對抗。
當洪武13年廢掉丞相，基本解決了自身權力製衡之後，朱元璋又開始對子孫的天下產生了焦慮感。因為，目前，剩下的這些人對於自身的權威是不會挑戰的，但對於太子朱標則不會那麼幸運，為此，朱元璋又借著胡惟庸案開始逐漸消滅他認為的有可能威脅朱標地位的人。他認為有三種人最有可能威脅朱標：
其一：對自己知根知底的老臣，這些人對自己的發家史很熟的老人。即使這些人不造反，但當他們時不時的向孩子們或手下們提起皇帝當年如何如何的時候，很難保證其他人不會因為門第的蔑視從而激發起造反之心。
其二：威望很高的人，這些人即使不造反，也很可能被別有用心者所利用。宋太祖黃袍加身的可能性是有的。
其三：脾氣不好的將領。這些人屬於大老粗，你對我好我就對你好，管你是誰，就是皇帝老子我也不給麵子。這種人很容易造反，其原因甚至可能僅僅是皇帝在宴會上敬了別人的酒而沒有敬他之類的小事。
為此，朱元璋便開始按照上述三條原則開始誅殺功臣。第一條的典型代表就是周德興；第二條的典型代表就是李善長；第三條的典型代表就是藍玉。對於李善長的誅殺基本上斷了開國功臣的根脈，作為建國第一功臣的李善長，其門路、威望都是其他人難以比擬的。李善長都能被殺死，更何況他人。自李善長死後，朱元璋本來打算開始著手建立朱標的威信，甚至讓太子監國，這樣他有更多的時間給予指導。
然而，洪武25年4月太子朱標病亡，朱元璋的精神為之差點崩潰。要知道，朱元璋在建國後出兵塞北時，太子朱標便經常監國處理政務。其後，雖然朱元璋不出外戰鬥，但許多事情太子朱標都參與過決策。特別是在大殺功臣、大臣的過程中，太子朱標敢於求情、敢於保護一些大臣，甚至氣得朱元璋拿著帶刺大棒追打，因此，深得一些大臣的擁護與愛戴。可以說，如果朱元璋死了，太子朱標基本上可以鎮住朝廷內外。而皇太孫朱允炆顯然不可能。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之後繼續舉起屠刀，而這一次被選中的對象就是涼國公藍玉。藍玉是常遇春的小舅子，此人非常勇猛但因為出來混的時間晚，因此，算不上什麼建國功臣。因為，直到洪武14年藍玉才得以封侯，位在沐英之上。洪武21年藍玉率軍15萬在捕魚兒海（今貝加爾湖）大敗蒙古軍隊，陷入了內亂之中。此役，史載戰績如下：元主和太子僅帶領幾十名戰士逃走，其餘全部投降。太尉蠻子等被殺，俘獲元主次子、公主、妃嬪百餘人，俘獲吳王朵兒隻、代王達裏麻及平章（丞相）以下官屬三千人，共計男女七萬七千餘人，另外寶璽、符敕金牌、金銀印諸物無數，馬駝牛羊十五萬餘。
在其後，藍玉又接連在邊關上與其它反明勢力進行了征伐，最終都是完勝。隨著功勞的增大，他那種魯莽軍人的樣子顯露而出。藍玉屬於魯莽軍人，他不像徐達、湯和那般儒雅，也不像姐夫常遇春那班懂得誰是老大從而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他開始居功自傲、驕橫跋扈起來。例如他和朱元璋起義時，許多農民領袖一樣喜歡收幹兒子。而藍玉的兒子竟然有數千人。再加上藍玉參與到了太子朱標（朱標的皇太妃乃常遇春的女兒）與燕王朱棣（朱棣的妃子為徐達的女兒）之間的權力鬥爭中，引起朱元璋的極大反感。
既然主人不滿意了，奴才自然應該粉墨登場了。洪武26年2月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發藍玉謀反，其後藍玉被施以淩遲，滅三族。其後，仍然領兵打仗的開國公爵馮勝、傅友德以及戰功卓著的王弼等13位侯爵被朱元璋以各種名義殺死。湯和如果不在那個時候及時死去，恐怕已經殺紅了眼的朱元璋也不會放過他。
在朱元璋誅殺功臣、官員的四大件共牽涉了至少八萬人。例如洪武13年到洪武25年“胡惟庸——李善長案”共有3萬餘人被殺害；洪武15年的空印案共有2到3千人被殺害；洪武18年郭桓案也牽涉3萬人左右；洪武26年的藍玉案牽涉2萬人左右。可以說，這四大案中，除了空印案基本屬於官員外，另外三大案中也有著相當多的功臣良將。曆史上之前說他屠戮功臣並非誣枉之詞。然而，如何評價上精英和百姓卻有著不同的看法。
很明顯，百姓才不管殺不殺功臣呢，隻要皇帝好、政策好，不折騰百姓就好了。精英則不同，他們往往會聯係到自身的利益，由此，產生了惡評朱元璋的衝動。與此同時，現實社會內企業中的各種不平等現象更加加深了這種趨勢。然而，無論怎麼說有一點不容置疑：朱元璋作為一名出身於草根的皇帝，他至死都沒有忘記自己的過去，因此，對於貪官汙吏他非常仇恨。他有一個夢想，在他的國度裏沒有貪汙腐化隻有清官廉吏。
至於屠殺功臣也許對於朱元璋來說，沒那麼複雜，它僅僅是想當個好父親而已。想讓兒子繼承皇位的時候，沒有半點兒擔心背後被人捅一刀的可能。他雖然不是好領導（至少這種摳門兒的領導今人大多都不喜歡）然而確實是位好父親。但是，他忘了做任何事情都有兩麵性，而且都會有因果報應。他的後世子孫日後同樣是被文臣武將所左右，最後的子孫還是被吳三桂用弓弦絞死。從某種意義上說，吳三桂也是在為作為人臣這一職業的前輩們報了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