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作為藝術家的王川來說，繪畫也是“轉化內在”的一種形式。從他一些個展的主題，例如“生命的指標”“精神生活的手稿”“塗畫的覺醒”，我們亦可看出這一點來。他畫抽象水墨畫，隻是出於內心的需要，與中西文化優劣之類的偽命題毫無幹係，最反感那種“自我東方化”的民族主義情緒。他批評中國畫家頭腦裏裝了太多與藝術無關的事情，使得藝術本身變得很弱。麵對空前熱鬧的大陸藝術界，他寧願“徹底將自己變成局外人，變成什麼都不是的人”，背著行囊四處漂泊，在漂泊中脫光身上虛假的文化盔甲。當他孑身一人漫遊在喜馬拉雅山麓生機勃勃的叢林之中時，他如此告慰自己：“我最滿意的不是我畫出一點抽象藝術之美的作品，而是我獲得的一種生活。”
從這部書稿中我第一次知道，就在2003年他常給我打電話的那段時間後不久，他卜居的小漁村遭受十二級颶風襲擊，而他在那裏辛苦畫出的一百五十多幅水墨畫被雨水浸泡成了紙漿。遭此劫難，他在日記中平淡地寫道：“消融於生命自身之中的生命，乃是無限豐盈的自足。當下，水墨畫被水弄濕的講法已經無聊至極。隻好隨它去。”
仍讓我用王川自己的話來結束這篇序言吧：“開始的時候，什麼都不會來，中間的時候，什麼都留不住，最後的時候，全部都在。”那最後的時候全部都在的是什麼？他如是說：“精神與世界不曾分離，天空與大地、生命是一個整體。”
在確診患了中晚期胃癌的那個時刻，王川向自己預言：“此時，我的人生又是一次開始。”信哉。
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