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說的獨立的讀者，是指那些不受媒體和輿論左右的人，他們隻用自己的頭腦和心來閱讀，我的作品從來僅僅是訴諸他們的，我也僅僅看重他們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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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作時會翻開別人的文字，有時是為了獲得一種啟發，有時是為了獲得一種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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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表達的晦澀和明白不可一概而論。有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因為內容過於艱深而造成的晦澀，也有因為作者自己似懂非懂、思維混亂而造成的所謂晦澀。同樣，有蒙田、叔本華那樣的既富有洞見、又顯示了非凡語言技巧的明白，也有內容蒼白、讓人一眼望見其淺薄的所謂明白。我相信，一個誠實的哲學家，無論思想多麼深刻複雜，總是願意在不損害表達準確的前提下力求明白的，決不會把晦澀本身作為一種價值來追求和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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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任何精神作品，第一標準是看它的精神內涵，包括深度、廣度、創新等，而不是看它是否容易被讀懂。精神內涵差，不管容易不容易懂都不好。精神內涵好，在不損害這內涵的前提下，我認為容易懂比不容易懂要好。形式往往給人以錯覺，譬如說，有的作品的確非常難懂，可是你一旦讀懂了，會發現它其實什麼也沒有說，有的作品看似好懂，可是你讀進去了，會發現其實離讀懂它還遠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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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的譯家潛心於翻譯某一個作家的作品，往往是出於真正的喜愛乃至偏愛，以至於終生玩味之，不但領會其神韻，而且浸染其語言風格，所以能最大限度地提供漢語的對應物。這樣的譯著成功地把世界名著轉換成了我們民族的精神財富，於是能夠融入我們的文化進程，世代流傳下去。在今天這個浮躁的時代，這樣的譯家是越來越稀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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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與雋語的區別，在於它的異乎尋常的重量，不管你是否理解它或喜歡它，你都不能不感覺到這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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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必須寫作，是因為他心中已經有了真理，這真理是他用一生一世的日子換來的，他的生命已經轉變成這真理。通過寫作，他留下了真理，也留下了生命。讀他的作品時，我們會感到，不管它的文字多麼有分量，仍不能和文字背後東西的分量相比，因而生出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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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出於靈魂的需要而寫作，當不當專業作家真是無所謂的，一個有靈魂的業餘寫作者遠比那些沒有靈魂的專業作家更加屬於文學。文學接納一切有靈魂的寫作者，不問寫作是否是他的職業，拒絕一切沒有靈魂的偽寫作者，也不問寫作是否是他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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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身在官場而堅持寫作的人，我一向懷有極大的好感和敬意。據我觀察，這樣的人往往是有真性情的，而且是極頑固的真性情，權力和事務都不能把它摧毀，它反能賦予所掌握的權力一種理想，所操辦的事務一種格調。一個愛讀書和寫作的官員是不容易腐敗，也不容易昏庸的。寫作是回歸心靈的時刻，當一個人寫作時，他不再是官員，身份和職務都成了身外之物，他獲得了一種自由眼光。立足於人生的全景，他知道了怎樣做人，因而也知道了怎樣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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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去看，我的寫作之路與我的心靈之路是相當統一的，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困惑中尋求覺悟和走向超脫的曆程。我原是一個易感的人，容易為情所困，跳不出來。我又是一個天性悲觀的人，從小就想死亡的問題，容易看破紅塵。因此，我麵臨雙重的危險，既可能毀於色，也可能墮入空。我的一生實際上都是在與這兩種危險作鬥爭，在色與空之間尋找一個安全的中間地帶。我在尋找一種狀態，能夠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極，我的寫作就是借助於哲學尋找這種狀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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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所思所寫基本上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也許正因為如此，寫出的東西才會對那些麵臨著相似問題的人有所啟迪，從而間接地產生了影響社會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