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出走的困境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出現了一大批女性文學作家與作品，她們以自己各具特色的創作風格和審美傾向，以自身大膽的人生追求、情愛軌跡和不懈探索，而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女性風格。廬隱、冰心、蕭紅、張愛玲、丁玲、淩淑華、石評梅等可謂那個時代中眾多女作家中的翹楚。她們以自己獨特的人生踐履和風格特異的文學作品，建構了風姿獨特的精神世界，並與時代撞擊、滲透，時至今日仍能提供巨大的思考空間和啟示，讓人激動歎惋。
時代的曆史性變革常帶給人前所未有的機遇，對中國現代女作家來說，五四運動是更為直接的淵源。辛亥革命的爆發推翻了千年帝製，但並未動搖封建文化與意識形態本質。1919年以科學民主為旗幟的五四運動的爆發才真正在文化層麵予以突破。五四新文化運動最突出的精神成果當在於對人的發現和女性的發現。婦女和婦女問題第一次被放置在人本主義的思想體係內予以考察，並進入啟蒙者的思考視野。在這種時代背景和啟蒙召喚下，一批女性走入社會，走入文學，破繭成蝶，成為一代新女性。初登文壇的女作家大多以自我生活寫起，具有強烈的自我精神傳略的特征。她們以自己的人生體驗更痛切地體會到了女性生存的不易，故而自覺地充當了女性的代言人。比如廬隱、石評梅、丁玲等，包括了張愛玲的《私語》之類散文，蕭紅的散文和《呼蘭河傳》諸多章節，都在作品中或直或隱地描述了她們艱苦奇詭、充滿曲折坎坷的人生探索。除了張愛玲之外，她們創作的時間都比較短暫。廬隱從1925年商務出版社出版其第一篇作品至她生命終止，隻有十二三年；石評梅開筆於20年代，1928年就患病辭世，還不到六七年時間；蕭紅從1932年開始創作，1941年在香港病逝，也不過七八年時間；丁玲從1927年開始寫作，1936年去延安，創作風格幾經變化，能夠代表她女性寫作風格的作品大都寫於現代。這些女作家何以在短短的時間裏，寫作了幾十萬字到上百萬字不等的作品？以如此絢爛的才華而隻曇花一現，更是讓人驚異、惋惜。
集中在這些女性身上有一個關鍵詞尤需引起關注，那就是在五四精神感召下當時所有有夢想的女性為之熱血沸騰的一個詞：“出走”。戴錦華、孟悅在《浮出曆史地表》中有一段詩意的表述：“現代女作家因一場文化斷裂而獲得了語言、聽眾和講壇，兩千多年始終蜷伏於曆史地心的緘默女性在這一瞬間被噴出、擠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們曆史那黃色而渾濁的地平線。”①所指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此之前的二千多年裏，在皇權、族權、父權合一的中央集權等級製度威壓下，在各種政治、經濟、倫理、價值等方麵的封鎖與禁錮麵前，女性始終處於社會的底層，她們不得不被圍困於家族、寄食於人，先是父親，後是丈夫，然後是兒子，因經濟上受製於人，心理上便也臣服於人。女性不能離開家庭獨立生存，她們的一生被緊緊捆縛在男人身邊。“女性一生都受家庭規定，婦女的本質和地位即她的家庭地位：‘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禮記?郊特性》）……婦女在家庭中的從、服是她社會生存處境的統稱，在經濟上，女人是寄食於人者，從誰便寄食於誰，在心理上，女人從誰便屈服於誰，這便從經濟與人格兩方麵排除了女性對任何生產資料或生產力的占有權。……於是，父係社會又勢必以某種符合統治原則的方式將女性重新安插在自身秩序內。這便是家庭和氏族係統所發揮的另一種功能，它將女性之異己、他性的本質盡數洗去，轉化為可接受的東西，如轉化為傳宗接代工具或妻、母、婦等職能，從而納入秩序。無怪乎女人的一生都逃不脫家庭的規定，隻有在家庭裏，她才是一種職能、工具而非主體，她才是女、母、妻、婦、媳，而非女性。②
與此同時，男權中心的各級統治者們製訂出各種規範和要求，男子的話語權力操縱著整個語義係統，創造了女性的價值、女性形象和行為規範，因之也便創造了有關女性的一切陳述。“恰如克裏斯蒂娃已指出的那樣，女性若想進入這種為男性把持為男性服務的話語體係，隻有兩種途徑，要麼，她借用他的口吻、承襲他的概念、站在他的立場，用他對定的符號係統所認可的方式發言，即作為男性的同性進入話語；要麼，用不言來‘言說’，用異常語言來‘言說’，用話語體係中的空白、縫隙及異常的排列方式來‘言說’。”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