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主體概念在思想啟蒙運動中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然而，如此重要的一個概念，實際上卻存在著很大的偏斜和疏漏。因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內，作為人的抽象集合的“主體”，實際上並不把女性包括在內。所有的曆史的、哲學的、政治的行動者，其實都是由男性來承擔的。這種狀況就像是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描述的：“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種人，所以她被稱為‘性’，其含義是，她在男人麵前主要是作為性而存在的。……定義和區分女人的參照物是男人，而定義和區分男人的參照物卻不是女人。她是附屬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對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體（the subject），是絕對（the absolute），而她則是他者（the other）。④
現代文學史上的女性以一聲嚴肅的宣布“我是我自己的”叛離了家庭，開始了自我尋找，自我成長的過程。這是一個勇敢的曆史性姿態，她們選擇了娜拉式出走。“娜拉”是挪威著名著劇家易卜生的劇作《娜拉》的主人公，不甘心做家庭的犧牲品和丈夫的玩偶而離家出走。1918年《新青年》刊載了其全劇文字，新文化運動先驅胡適、袁振英、魯迅等人紛紛撰寫了與此劇有關的文章，娜拉於是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新女性觀的全部標準，成為女性追求自我價值和獨立自由的鏡像。
一代女作家都有形式不同的出走階段，而出走的人生經曆帶給她們人生和創作的影響是至為深切的，甚至就此影響了她們對人生的看法、思考的深度，甚至人生的走向。廬隱和石評梅為了理想而出走，在遭遇愛情挫折後先後沉入空虛和夢幻，早早離開人世；蕭紅為反抗包辦婚姻孤身出走，卻在經濟壓力下遭受更多困苦，未得永年；丁玲幸得加入革命陣營，到了延安，然而她的一生更是讓人唏噓慨歎的一生；張愛玲幸而有母親和姑姑接納，在光怪陸離的大都市裏有了一個落腳點和經濟上的援助，使她得以從容地創作，然而男人和愛情成為她人生的滑鐵盧，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肩負起生活的重擔，終至困頓後半生。這些經曆拓展了她們創作的內容，並因此形成各自風格迥異的寫作特點。廬隱的真誠率直和強烈的叛逆精神，石評梅的哀豔清幽，蕭紅的對人類的愚昧的冷靜洞察，張愛玲的對人生真相的透徹了解，丁玲的對女性生活的敏銳觀察等，這在當年就已得到魯迅、茅盾、傅雷、鄭振鐸等一代大家的讚譽。魯迅稱蕭紅為“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說她的作品“力透紙背”，有著毫不遜色的男性的“明麗和新鮮”。茅盾為蕭紅和廬隱做專論，說“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夠注目在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隱是第一人。”傅雷對張愛玲尤為關注，為她寫過《論張愛玲的小說》等專文評論。
而這些女作家的創作確實反映了時代的種種風貌，為當時的文壇注入新鮮的血液。她們的作品各具姿態，各有自己關注的領域，但在內在精神脈絡上有著極為相似之處。她們都在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熏染後，又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同時在國門大開之日也學習了西方文明，因此她們得以站在一個古往今來絕無僅有的曆史橫斷麵上來審視和反思中國文化和女性生活。有了這樣一個站立的高度，她們的目光更曠遠，更深邃，更能深刻觸摸到現實生活中女性悲劇的本質。在結合了自身生存體驗之後，第一次給中國文學帶來了獨立自強的女性主體意識。而在她們小說中表達出的對生命個體，尤其是女性生命的強烈關注，對自然萬物的深切熱愛和對溫馨家園的永遠憧憬和追求，構成了一個不自覺的生態場。這些女作家未能受到生態思想的影響，缺乏生態女性主義寫作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但是觸感敏銳的她們卻以自我或他人生存的艱難黑暗的跋涉中感受到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冷酷。她們發自內心地呼喚溫馨友善的人際生態，呼喚人們尊重每一個弱小的生命，尊重女性，讓生命之花自由綻放。她們通過女性生命在嚴酷的社會和男權中心製度的壓迫下的萎敗、毀滅的一個個現實案例的描寫，昭示了女性生存的生態環境的惡劣和時代精神文化生態的敗壞。這是她們作品的最大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