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規範與罅隙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文革發生的1966年被稱為十七年文學時期。這一時期給人的印象是革命的文本，無性文本。雖然迎來了時代的春天，卻未能迎來文學的繁榮。戰爭宣告結束並獲得勝利，迎來的是一個群情激昂的時代，文學被告知，應以高昂激越的英雄史詩來記錄過往的崢嶸歲月，銘刻英雄的豐功偉績。在隨之而來的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作家們被告知要用集體的時代的最強音來為現實的政治服務。十七年文學中的女作家屈指可數，這與當時政治話語的空前濃厚不無關係。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一個全新規範的社會和時代宣告開始。在新的時代話語裏，“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誌能做的事情，女同誌也能做到。”29“婦女也占半邊天”成為女性解放的標誌性話語。然而，取消女性性別角色將其納入社會角色之中，反而成為女性在此名義下生存必須付出的無言的犧牲。正如孟悅、戴錦華在《浮出曆史地表》中所指出的那樣：“當民族要掙脫一個舊的父子秩序的束縛時，女性與它在利益與目的上都是合一的。但是，一旦民族群體趨於安頓於一個新的秩序，而這秩序又帶有明顯的父權製標誌時，女性便成了被排斥者和異己，她的利益，她的解放，她的闡釋和反闡釋力，都與民族群體發生了分歧乃至衝突。其結果，她總是重新回到解放之前。實際上，從新誕生不久的女性與曆史悠久的民族群體之間的離合聚散中，已經可以讀出一個女性的故事，它始於女性的崛起而終於女性的倒伏，始於女性的有望成功的戰鬥而終於女性的敗北。”30
如果說五四運動女性以衝出家庭，戀愛自由為始點，爭取個性、意誌、自我價值的解放，以娜拉出走後的經濟問題為終點的話，那麼建國後女性解決了階級壓迫、經濟因素之後，以忽略女性性別特質存在的意義為終點。女性獲得了同工同酬、婚姻自主等各項權利。從法律上來說，女性不再是男性家長的從屬，但是，女性卻必須和男性一樣從屬於另一種象征係統——集體，也就是民族群體的本身。在這種從屬中，女性獲得了平等的權利，但必須以性別甚至個性的完全消滅作為代價。有論者指出：“女性意識作為一種單獨的社會意識被階級意識和革命意識所替代，從而銷聲匿跡，在此婦女解放的種種困惑為階級解放的現實所遮蔽。”31在此階段的女性文學乏善可陳，作家們往往追隨主流意識形態，將作品定格為無性化寫作。但是，時代的規範並不能真正使作家做到整齊劃一，女性情結總是或隱或顯地存在著，尋找著合適的突破口。這些情愫經過時間的淘洗，在今天看來分外珍貴。茹誌娟作品中對人與人之間真情的追憶，宗璞借一顆紅豆寫出愛情的強大力量，劉真以兒童視角回憶戰爭歲月中的趣事、傷心事，寫出了一種悵惘的懷念。
茹誌鵑的《百合花》曾屢遭退稿，被認為“感情陰暗，不能發表”，後來輾轉發表於《延河》1958年第3期。茅盾稱讚它“是我最近讀到的幾十個短篇中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篇。”32侯金鏡等人也曾給予熱情讚譽，這些評論給予了茹誌娟有力的支持。另有小說集《靜靜的產院》、《高高的白楊樹》、《剪輯錯了的故事》等。
小說的故事情節很簡單，總攻前夕，中秋節的一天，“我”在通訊員陪同下前去前沿陣地的一個包紮所，因“我”是個女同誌，年輕的通訊員總是一味地躲著“我”，一路上兩個人開展了一場競走比賽。大膽的“我”偏要麵對他，與他說話，並在交往中知道這是一個剛參加革命一年的十九歲青年，家中親人都在盼著他回去。到了包紮所後，通訊員跟隨“我”去老鄉家借被子，在新媳婦那兒碰了釘子，當“我”再次帶著通訊員前去借到被子時，他的肩膊處衣服掛了個大口子。之後，通訊員上了戰場，回來時已失去了生命。很顯然，通訊員是小說中的主人公，但是作者並沒有按照十七年的寫作規範來把他寫成一個英雄，而是極力寫出了他的年輕、質樸和羞澀。作者以“我”的眼睛看過去，“他是高挑挑的個子，塊頭不大，但從他那副厚實實的肩膀看來，是個挺棒的小夥”。他還未經曆過愛情，所以當“我挨他坐下，立即張惶起來，好像他身邊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局促不安……”問他是哪裏人，“臉漲得像個關公，訥訥半晌，才說清自己是天目山人。”這些表述將通訊員顯得更真實更親切，似乎我們身邊的一個質樸的青年。他去團部之前，“摸出兩個饅頭，朝我揚了揚，順手放在路邊石頭上，說：‘給你開飯啦！’說完就腳不點地地走了。我走過去拿起那兩個幹硬的饅頭，看見他背的槍筒裏不知在什麼時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樹枝一起，在他耳邊抖抖地顫動著。”這個細節非常美，一個如此細膩的會關心人的男孩，一個愛美愛生活的男孩卻在一個晚上就離開了人世，這裏麵所蘊藏的是作家對戰爭的厭憎，對生命的痛惜。
作者在自述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故事是虛構的，但是故事中的時間、地點和的感受是真實的。當“我看見一個個青年躺在擔架上的時候，我就看著天上大個兒的圓月，翻看他們的符號，記錄他們的姓名、單位。心裏不可遏製地設想著他們的家庭、親人、朋友，他們生前的種種願望，在他們尚有些許暖意的胸膛裏，可能還藏有秘密的、未了的心事……”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