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欲望與救贖 第三節 寫實與虛構:方方、池莉(1 / 3)

第四章 欲望與救贖 第三節 寫實與虛構:方方、池莉

一、方方的小說

方方63著重描寫底層人物的生存景狀,善於刻畫卑瑣醜陋的病態人生,以冷峻的眼光剖析人性的弱點,探索生命的本真意義。語氣中常透露著一種冷嘲和尖刻,在簡潔明快、舒暢淋漓的敘述中蘊含著敏銳的洞察力和深邃的人生思考。

《隨意表白》是一篇純以女性視角展開的關於女性經曆的故事,她提出了這樣一個深刻的問題:女性究竟該怎樣麵對自己的情感、欲望?“我”和雨吟兩個性情、外貌都不同的女子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段生活經曆和心路曆程。她們站在一九八五年都還是青春飛揚、滿懷愛情夢幻的女孩,在“令人心碎”的秋天後,她們都成長為成熟的女人,並因對待生活的不同態度而走上不同的生活軌道。小說以“我”為敘述者,以近乎心靈獨白的敘述方式開始了講述。

兩個女孩子都是某電視台的骨幹,雨吟為靚麗清高的節目主持人,出鏡率甚高,常是他人茶餘飯後的唾沫。“我”是文字編輯,性格內斂自律,常以社會規範約束自己,以免被人議論。而這兩個女子幾乎同時遇到了婚外情,為此陷入不同的痛苦中。對“我”來說,是沒有勇氣往前跨一步,因而留下了長久的遺憾。“我為自己這份謹慎和矜持錯過了許多我喜歡並且細想起來也很適合於我的人。當他們一個個同我擦肩而過,與別的女孩過上幸福或不幸福的日子時,我才會產生深深的失落感,為我自己的膽怯和回避而暗暗歎息。”“我太自尊,為此易受傷害。我害怕被傷害。害怕感情一旦遭挫,我自己會痛不欲生。為此索性把自己緊緊地包裹起來。這一來,我易犯的錯誤便是良莠不分,真假不辨。”寫出了一個理智女性在社會規則或傳統麵前與情感、欲望的矛盾和掙紮,羨慕那些為愛奮不顧身的人,然而愛真的到來時,“自尊、名譽、貞操、道德、責任,種種我自主接受的觀念從四麵八方襲來,如一股強大的氣流,迫使我不得不踉蹌著後退。”小說深入到女性靈魂深處來反省,女性不光是承受著社會和傳統的束縛,也受到自我的束縛,很難從中真正掙脫出來。

而雨吟則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有婦之夫肖白石有了戀情,知情後仍不肯放手。肖白石出身極為貧苦的農家,開山鑿石時遇見後來的嶽母胡春霞後開始寫作並有了一點名氣。胡春霞要求他娶自己的弱智女兒,條件是將他調到省城報社工作。他與雨吟的婚外情讓胡春霞覺得他忘恩負義,要求他選擇,要麼回到山裏砸石頭,要麼對她女兒好。肖白石屈從了現實。雨吟則遭到了往死裏整的報複,將一個鮮活亮麗的女性折磨得幾近崩潰,愛情無望後她選擇了墮落。

因為是出自五十年代生的作家手中便格外珍貴,它沒有虛飾,沒有矯情,而是真實地袒露出這一矛盾,並因掙紮而顯得可貴。“我”對待雨吟的態度也很矛盾,一方麵雨吟是“我”的朋友,“我”同情她,為她不平。但同時“我”心裏老是劃過另一個女人哀傷的麵孔和一個小女孩淚汪汪的眼睛。正因為這樣,“我想到我永遠不可能成為第三者。我沒有勇氣承擔我對另外的人造成的痛苦的內疚,我會為自己的犯罪意識而夜夜發抖。”這是方方小說中非常可貴的一麵,她堅持著作家的操守,強調道德、責任、愛與善良。而與她同時代的許多作家則將之拋諸腦後,隻要讀者愛看,寫著過癮,怎麼高興怎麼寫,大肆鼓勵、宣揚婚外情、婚外性行為、多性戀、同性戀、畸形戀,煙、酒、毒等類似社會毒瘤的東西,雖然說作家並不是道德衛道士,但是作家應當有自己的道德底線,寫作良心。畢竟一部作品寫出來印刷出來,是要給人讀的,是要給讀者以影響的。作家應當帶給讀者積極的影響。我堅持這樣認為,我認為方方也是在這樣做。

在她的另一部中篇小說《暗示》裏寫了多重婚外情,父親與姨媽的,葉桑與準妹夫寧克的,丈夫邢誌偉與丁香的,但作者的態度很明晰,她不讚同。父親與姨媽之間有著一段悲情傳奇,他原本與姨媽熱戀,卻有一天上錯了床,與葉桑媽媽之間發生了性關係,並因此懷孕。父親隻好娶了葉桑媽媽,姨媽負氣遠走新疆,二十多年後才回到故鄉,獨自度過了二十年淒涼日子的姨媽接受了父親的溫情,被媽媽發現卻使姨媽割腕自殺。葉桑因丈夫有婚外情而離家出走,回到娘家,重逢曾對她表示過好感的準妹夫寧克,兩人有了一夜情,而葉桑在回家的路上跳江自殺。兩個女主人公的死,作家總結為“承受不了罪惡。”而這罪惡就在於無法抵抗性欲的誘惑,因而帶給他人以傷害。《暗示》將這傷害近距離地拉為自己身邊最親近的血緣親人,因而更為觸目驚心。

《暗示》中有一段關於“女人如水”的讀解非常獨到,對女性傷害的理解,“這老話本來就是男人想出來的。女人一直以為是誇女人的,是指女人的清爽和柔順,卻從來沒有意識到它的刻毒之指:女人不僅有開腸剖肚之痛,且還需將這痛楚掩蓋得天衣無縫。因為女人就是水。”裏麵父親和寧克安然享受兩個女人的愛情,而姨媽和葉桑卻要承受罪惡感的折磨,她們無法抵禦愛情的誘惑,又要擔當背叛親人的罪惡,所以最終她們選擇了死。那麼生命究竟是什麼呢?為什麼爸爸寧克能看似快樂地生活,而姨媽、葉桑還有二妹卻在情感的打擊下先後萎黃凋落呢?這裏有兩種觀點在撞擊,爸爸所說的:“人的生命的質地是賤而韌性十足的。它的本質是什麼都能承受得住。無論何等的重負、壓力甚至屈辱。活著,是它唯一的本能。……你無權遺棄生命,你隻能靜靜的延續和豐滿你這一節生命鏈,一直到最後的自然脫落。”而寧克認為:“生命是很賤,而賤的東西更容易被摧毀。事實上每一個生命都有它不可承受的薄弱環節,這些薄弱環節是鑲嵌在生命的不同地點,比方你姨媽,她能獨自一人在新疆生活二十年,想必她抵抗孤獨的能力,忍受艱難與痛苦的耐力,都相當的強悍。但生命中有一樣東西她承受不起,所以最後她還是以自我的方式了解生命。”那就是承受不了罪惡。對比女性對愛情的犧牲,這些男性顯得很猥瑣、虛偽,他們既想享受一段婚外豔情,又怯於承擔責任。甚或將女性看作工具,當作自己征戰後的成果。

《樹樹皆秋色》似乎在寫一個惡毒的玩笑,年過四十的女博導華蓉一直過著自由自在的單身生活,忽然有一天一個打錯了的電話打破了生活的平靜,電話是一個叫馬馳的男青年打的,這個綽號老五的人幽默開朗,總能帶給華蓉笑聲,並對她關愛有加。漸漸地華蓉對老五的電話產生了依賴,哪一天有電話就容光煥發,而沒有電話則痛苦落寞。然而除了電話,華蓉對老五一無所知,她甚至連對方的電話都沒有,隻能被動地等待,每晚十點鍾,成為華蓉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有一天,老五突然從這個世界消失了。華蓉擔心、焦慮,放下自尊到處尋找老五,大病一場,幾乎失去性命。然而一個多月後,老五的聲音再次從電話裏響起,似乎一切都沒有發生一樣,言明要考華蓉師弟的博士生,這種結果隻能讓華蓉說出,你打錯電話了。華蓉換了個電話,叫老五的人被剔除了她的生活。這個故事的殘酷在於,優秀的女博導華蓉情網深陷,而老五很可能是在同伴的慫恿下在拿華蓉開涮。因為老五與華蓉的聯係始終隻有電話,而回避了華蓉要求見麵的一切明示和暗示。老五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或許他真的為優雅但已不年輕的華蓉教授動過心?要不然也不會每天一個電話,帶給華蓉那麼多笑聲,也不會在華蓉不開機時急得怒火萬丈。但是,他畢竟是俗世中人,當華蓉動真情時,他開始猶疑退卻了,年齡的差距,地位的懸殊。能否經得起電話之外真實交往的審視等等,都是他退卻的理由。社會是很現實的,梅蕪在給華蓉介紹一個六十歲的退休老教授時所說的那樣:“你看咱們學校六十歲的男人都隻找四十歲的女人,五十歲的男人要找三十歲的女人,而四十歲的男人要找的是二十歲的女人。”又說張宏教授出的書得了國家“五個一工程獎”,上門提親的人排起了隊。最後還是哲學所的一個女博士手段高明,先跟他上了床,再談結婚的事。你猜那個女博士多少歲?剛滿三十哩……不過想想也沒辦法,三十歲和四十歲的人擺在一起,換了誰都會挑年輕的。男人呀,不在乎你人好人壞,也不在乎你地位是高是低,更不在乎你是賢惠還是智慧,他們隻要兩樣,一個是美色,一個是嬌嫩。要說起來,嬌嫩多半還排在美色的前麵。這段話有著類似三言二拍的警世諷喻效果,將男人、女人一律擺上貨價,論斤論質排了價格,男人的名與權,女人的美貌與年輕,二者有一個等價交易的潛規則。而女性其它特質,諸如智慧、學識、能力、才幹、賢惠等通通都不值錢。作家對此極為憤慨,她借華蓉之口尖利反諷了同為女性卻認同這套混帳邏輯的梅蕪教授,她幾乎是帶著笑勸梅蕪趕緊離婚,把張宏挖過來,“以你的東方女性美和高雅格調一舉戰勝女博的年輕和嬌嫩。”

《祖父在父親心中》被視為新曆史小說代表作之一,小說具有家族史敘事的特點。小說特意指出人物的真實姓名、住址,引用史料予以佐證,強調自己所寫的是一段真實的曆史。但這份真實又因主要人物的離世而變得迷離,它隻是一個後輩“我”的推測與演繹,懷念與審視,但這份真實仍渺茫茫在曆史的塵霧中,但是這個橫貫兩個時代的曆史故事仍因鮮明的親情色彩和現代意味而別具魅力。將祖父和父親兩代知識分子的生存境遇、生存狀態和精神氣度進行了反複的比對,深刻的思考都蘊含在比對之中。

祖父生活在戰火紛飛的抗戰時代,他本是個崇尚知識報國的知識分子,卻在機緣巧合中變身鐵骨錚錚的民族英雄。祖父有傳承十八代的風景明媚的老宅,有幽靜古雅的澹靜居,他是北京大學英文係高材生,卻喜歡寫古體詩歌,大學畢業後放棄了高薪舒適的大學教職,選擇在家鄉當一名中學教師,當祖母對此不滿時,他說“無有中學生焉有大學生?惟天下人都讀了中學,國家方能昌盛,此乃教育救國之實。”在槍刺林立的日本侵略者麵前,祖父毫無懼色地用中英兩種語言向敵人發出指控:“侵華戰爭是非正義的戰爭。”他要求日軍放走老弱鄉親帶走自己,終至慘烈犧牲。他的視死如歸和大義凜然成為書中讓人熱血激蕩的細節,祖父是“書生般地活著,勇士一般地死去”,他活得自我,死得壯烈。父親也是祖父一樣的迂闊、呆氣,嗜書如命的書生,都報國心切,但父親活得窩囊憋氣,膽怯畏縮,他一肚子學問都沒有施展的機會。兩代知識分子的生活史、生命史鋪展在讀者麵前,逼迫讀者去思考,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他們有著這樣分明的區別?時代,還是父親作為知識分子本身?

父親生長在和平年代,新中國成立,他胸懷報國激情留在南京,卻在幾十年後發出“話到英雄失路,忽涼風索索”的感歎。父親“學多用少”,專業丟棄,人格萎縮。“父親越來越沉默,越來越呈現一副縮成一團的狀態。他做什麼都小心翼翼。母親常笑他樹葉掉下來怕砸破頭之類的話。”嗜書如命的父親沒有澹靜居,甚至沒有一張獨立的書桌,而他後半生坐在書桌前的日子也不能全副身心讀書,他的大多數時間用在寫交代和檢查上麵。父親擔心會揪鬥到自己,預先做了許多安排,先是把頭發剃得很短很短,這樣別人揪不到。然後在房間裏小小的空地上一遍又一遍地練習坐飛機,並讓我檢查他的動作是否規範,後來如困獸般在家裏等待被揪鬥。這荒謬的一幕帶給人尖銳的衝擊,身為知識分子的父親不僅沒有了祖父的氣節和骨氣,而且變得怪誕病態。“父親滿四十歲後便是一九五七年的來臨。這以後他活了十七年,生命中最富創造性的年華都被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銷蝕了。他縱然學習了很多很多,但全都隨他的生命一起燃為灰燼。學多用少,母親用精煉的四個字為父親一生做了一個悲涼的結論。”祖父幾乎可以稱得上著作等身,還有許多詩稿。而父親則很少。父親精通五國語言,酷愛攝影、遊泳、會吹口琴、打球、打橋牌,他從一個“瀟灑的、勇敢的,好穿一身白色西裝的一往無前的人”變成了一個謹小慎微戰戰兢兢的父親,“一個其貌不揚脾氣古怪的老頭”。在文革到來之時,他撕毀所有可能惹禍的物品。“什麼組織也不參加,什麼言論也不發表,他仿佛隻想縮成一團,使那些伸來伸去的拳頭夠不著他。”但是作家的深刻在於她並沒有把指責放在父親身上,而是充滿寬囿和理解地寫到:“我想或許父親在祖父的位置上也一定會如祖父一樣向日本人揚手一指。而祖父在父親的位置上也難說不會如父親般寫出一摞一摞的交待材料。”

《烏泥湖年譜1957-1966》是一部續接《祖父在父親心中》對知識分子主題思考的小說,這一次將時代背景定格在中國當代曆史上的反右鬥爭和文化大革命,長江流域規劃設計院的一群知識分子在政治運動中的精神麵貌、文化品格、人格演變都作了令人驚心動魄的展示與剖析。《祖父在父親心中》中的父親,此時演變為一群或一代知識分子的麵貌和生存境遇的描寫。

小說以蘇菲聰、皇甫白河、吳鬆傑、李昆吾、林嘉樂、劉格非、丁子恒等人在近十年的遭遇為敘事線索,以生動的事例表現一個個鮮活正直個性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在政治運動中被扭曲了人格,變得萎瑣、幹癟、唯唯諾諾。

皇甫白沙本是個笑聲爽朗、處事幹練、為人正直的設計院副院長,因在1957年直率地批評惹禍,成為右派,後在曆次運動中都免不了被批鬥,貼大字報、遊街,而他的兒子皇甫浩則因為父親的右派身份不能考大學,下鄉插隊去時被牛頂傷又被鄉村醫生胡亂用藥而淒慘死去。蘇菲聰和丁子恒同時遷入烏泥湖,他們意氣相投,相處甚歡,他們的妻子都喜歡石評梅的詩而成為朋友。在丁子恒看來,“蘇菲聰看問題有一種特別的穿透力。不知是因為其父是哲學家的緣故,還是他天生目光敏銳。不管什麼事情,但經蘇菲聰分析,丁子恒便覺得心裏透亮。”在57年整風運動中他是少有的幾個有敏銳感覺的人,大棒理論就是他的發明,但即使是敏銳如蘇菲聰也會因一言不慎而惹禍燒身。他在整個整風運動中都沒多說什麼。但在奸詐小人王誌福麵臨被劃右派的危險時,蘇菲聰順口說到:“哪有這樣打右派的?又不是搞工程拉計算尺,拉個比例出來,尺這邊是右派,尺那邊是左派,數不夠還得硬派上幾個,這豈不是笑話?”被王誌福彙報上去,蘇菲聰被劃為右派,極度憤懣委屈之下,蘇菲聰一夜白發,帶著妻女回家務農。三個女兒因此輟學,在家連飯也不會做的妻子開始采桑養蠶,插秧種地,而蘇菲聰也從一個幽默睿智的書生變成一個脾氣暴躁的農民。

丁子恒能在曆次運動中僥幸躲過災禍緣自他的極度謹慎和膽小怕事。他寧可頂著落後,不懂政治的批評也不肯多發言,他還有知識分子人格和良知的結果。但是他們所做的所有抵抗也就是把全身縮了起來,希望盡可能地不要引人注目。他一次一次要求出差,對所有人言語謹慎,心存提防,也因此而躲過了一場又一場劫難。他從蘇菲聰的遭遇上麵得出變聰明的結論:“這是個教訓,我以後必須慎之又慎,每句話每個行動都得三思而後行。否則真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孩子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就會壞在我身上。”知識分子就是這樣在殘酷的事實麵前變聰明起來,變得明哲保身,大儒主義。漸漸變成一個有話不想說,才能無處發揮的庸常之輩。

林嘉和兒子林問天的遭遇尤其可悲。他本是一個陽光男孩,路遇丁子恒家大毛落入汙水塘,甩了自行車就去救他,回家後救人的事隻字不提。而他父母也是淡然處之,說“我們都別再提,免得我兒子把一件天然應該做的事情當成自己了不起的事跡,容易令他自驕。”林嘉禾被劃為右派後,大學畢業的林問天被派去燒鍋爐。一次另一人工作疏忽導致鍋爐爆炸而將此事嫁禍林問天,林問天十分委屈,但在父親開導下也決心從逆境中奮起,他將心情寫在日記裏結果被人偷拿彙報到單位黨委,引發全廠對他轟炸式批鬥,林問天無法忍受,準備逃走卻被抓了回來。林嘉禾則被開除公職,遣返回鄉,相濡以沫二十年的妻子與他離婚。作家忍不住感慨:“一個工程師的生命從此斷送,一個青年的前程從此斷送,有什麼天崩地裂的理由,非得要一個個鮮活的人用前程和生命來飼養這種斷送呢?麵對著它,誰能不驚懼戰栗?”

結合《洗澡》《中國一九五七》來看,從三反到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在這些名為思想改造的政治運動中沒有絲毫抵抗力,他們被動地卷入漩渦,身不由己地被各種手拍打鍛煉,從思想到靈魂到身體都有煉獄般的曆練過程:他們從一開始就被認為是有原罪的,因而需要悔過認罪,重新做人,所以每一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是從悔過開始,認罪服罰而結束。傳統士的骨氣和驕傲蕩然無存。如果說《洗澡》中三反對知識分子隻是一次洗,一場驚雷而已,知識分子們經過重新論資排輩又走上別的工作崗位上去了。那麼五七年反右則是拉開了血腥整頓的序幕,從此時開始到文革結束,是近二十年的知識分子的肅殺的冬天。

《有愛無愛都銘心刻骨》講述了一個看似平淡寡味的故事,下崗女工瑤琴愛得死去活來的男朋友楊景國在一次意外車禍中死了,她為他哭了十年,思念了十年。三十八歲的她經人介紹認識了中學教師陳福民,陳福民的妻子在一次車禍中被撞成植物人,他伺候了她九年半,贏得了人們的一致尊重。兩個人開始了平淡的同居生活。然而兩個痛苦的人並未能開始新的幸福,反而因為生活瑣事,諸如誰做飯、誰出錢買菜之類的事而出現矛盾,這使瑤琴在內心深處更放不下楊景國,她每月去墓地,常抱著楊的照片說話,在布置新房時全布置成楊喜歡的樣子,這使陳福民十分惱怒,他花費大量時間對楊景國的親人、同學進行調查,然後告訴瑤琴:你時時刻刻不忘記的人是一個可恥的混蛋,他差點因口吃的淹死五歲的妹妹,又以跳河相逼讓成績優秀的弟弟退學,上了大學又偷女生的內衣。“在家裏,他差不多就是個流氓。”“我要讓你清醒,要你看到你天天思念的那個完美無缺的愛人隻不過是一個地道的下三濫而已!”這使瑤琴羞憤不已,順手拿起根擀麵杖打過來,將陳福民打成了植物人,瑤琴進了監獄。瑤琴被放出來後,她開始伺候人事不知的陳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