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特地將“善待”與愛情進行對比，認為善待之意在效果上，甚至超出了愛情。“因愛情是不講究實際，純精神的，善待之意則是從實際出發，又落到實處的；愛情是狂熱的。錯亂的，以恨為愛的，善待之意是清醒的，是非分明，愛憎有別的；愛情還是自私的，善待之意卻是為他人著想。”又說：“憐憫是最有用的情感。許多天長地久的關係，全靠憐憫維係的。……憐憫可以說是他們彼此的善待之意中的那個核。他們各有各的可憐之處，相互的憐憫便溫暖著彼此的心。”這一段話可視為王安憶的愛情宣言，她不相信愛情，隻相信良心，相信彼此的善待，相信出自善的憐憫。這是有別於許多同時代的女作家的，她既沒有完全否認愛情，也沒有奉行愛情至上的少女夢幻式法則，而是以一個成熟的都市女人的眼睛在審視著都市中人的情感，她以居高臨下的姿態俯視著逢佳，帶點憐憫的口吻說：“她不明白，許多事情是在開始便有了結局，憑什麼爭取都是無用的，不是她的努力不到家，而是事情本來如此。老魏卻明白其實人生在世唯一可做的就是補償，就是在事情的開始與結局之間做一些修補工作，使之順利抵達目的，減少損失。”還有關於機會，逢佳這樣的女人奉行機會主義，而老魏認為“這世界上的機會就和能源一樣，總數就是那麼些，所以靠機會吃飯，就像靠搶吃飯一樣，緊張，冒險，擔驚受怕，到頭來興許還是一場空。”他奉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靠勤勉可以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在逢佳提到自己新移民身份時，老魏說：“正因為短促，才要加倍的勤勉，因為是連輸的時間都沒有的，機會是九輸一贏的，甚至九十九輸一贏的。”可以說這些話浸透了作為老移民一代的老魏的人生經驗的精髓，是他的肺腑之談，然而他的這些經驗並不被新移民一代逢佳們所認同。這種分歧中滲透的也是王安憶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甚至女性觀，雖然是以一個男性的口吻說出的。
王安憶同時寫出了都市對人的打磨，“像小櫛和逢佳這些大陸來的新移民，他們單槍匹馬在這人地生疏又世事紛攘的地方沉浮了兩三年，就像給磨去一層皮，都成裸著的了。他們追求真相，喜歡一針見血，務虛和掩飾一概不要。他們變得簡潔、直接。說話也是這樣，表麵文章統統不做，要說就說肉裏，甚至骨頭裏的話。等到落下腳跟，站穩立場，從容下來，才能漸漸地再長出一層皮。但這時候，骨裏肉裏已布滿傷痕，人也是個新人了。”這一段話道出所有新移民的辛酸和特點，不僅生活在香港的，凡是從外地來到某一都市，無論國內或國外的，都可列入移民一族，他們就像被移植的花木，整個兒根須離開了熟悉的水土，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強迫自己重新紮下跟來，與座新的城市血脈相連，生枝長葉。這個過程是極為痛苦的，有一個從被排斥到接納的過程，即便被接納也有著深刻的疏離的。所以逢佳自己多香港是又愛又恨，愛她的繁華又恨它不屬於自己。
3、《長恨歌》
從某種意義上說，個人化寫作的興起意味著文學真正接近了自在自為的狀態。表現在王安憶《長恨歌》《我愛比爾》中獨樹一幟的文體風格，小說內蘊的悲劇情結，以及對孤獨夢魘般的敘述，末世的傷痛感，在九十年代這個日趨商業化、冷漠化的時代顯得格外怵目驚心。在她的靈魂深處似乎有著與生俱來的傷痛感。這無關乎時代，也無關乎命運，更多的來自於人類對自身渺小和孤獨的領悟，對紅塵世事的一種洞徹。
《長恨歌》2000年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1年獲得馬來西亞《星洲日報》主辦的首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小說中的王琦瑤雖然在繁華落盡後歸於寂寞，但她畢竟一生平安，生活無憂，以她的經曆居然在四清、文革等運動中毫發無傷，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而且她身邊也沒少過男人，也可以躲在小屋裏聊天，做小吃，雖說不上幸福，但也算是幸運了。然而，作者用語是那樣的悲涼。早在競選上海小姐極盡風情和繁華的時候，王安憶寫道：“這是最後的出場，所有的爭取都已經到了頭，希望也到了頭，所有所有的用心和努力，都到了終了。這一刻的輝煌是有著傷逝之痛的，能見明日落花的流水。”“上海灘的事情就是這樣，再大的熱鬧也是一瞬間。”這是多麼深刻的體悟，徹頭徹尾地否定，沒有永遠，沒有永恒，一切都是瞬時即變，一切都是過眼雲煙，看得透澈，因而荒涼了。
《我愛比爾》中阿三是個九十年代的年輕女子，是一個先鋒派畫家，美貌多才，完全應該有光明美好的前途，然而王安憶寫阿三愛上了比爾――美國大使館外交官員，從而走入悲劇，她被學校開除，租住在華涇村的菊農家裏，“四圍是晾曬的菊花，屋子四壁掛著白色絲巾，她們的床墊便像是一個盛大的葬禮上的一具靈柩。”阿三把自己幽閉在那裏，蟄伏不出，畫絲巾或睡覺，連比爾也以為她離開了本市。“房間像個禪房，她除了吃點麵包，再就是喝點水，也像是坐禪。”王安憶把這種情傷渲染到了極致。
這樣的描寫在小說中比比皆是，讓人恍然認為那隻是作者的一個夢，是她的前身在今世的回憶。因為那份蒼涼是帶了幾個世紀的痕跡，有一股鏽粘粘，霧蒙蒙的黴味兒。而這並不討人嫌，隻不過引發了讀者的懷舊之心，引人進入那個故事，去感受那份沉悶欲死的氛圍。人世間的悲劇並不見得是生生死死，大悲大壯，忠孝節義，那樣的悲劇幾百年也輪不到一回，與百姓市民有何幹係呢？真正打動人心的正是平凡人的遭遇，他們的無奈無助，他們在命運的轆輪中自保不及，愛恨成為一種奢侈。現實和夢想之間總是有著一段長長的距離，這是千年萬代人類共同的悲劇。
阿三算得上是現代都市裏最時髦的女性，受過高等教育，美貌多才，傍上美國年輕英俊的外交官，出入高檔賓館，其畫作也曾風頭甚健。然而王安憶筆下的阿三始終是孤獨淒涼的，即便是她與比爾熱戀時期，她租住在華涇村菊農家裏，四周是盛開的白色菊花，空氣中彌漫著苦澀的香味，房子四壁掛著白色領帶，帶上是她手繪的墨筆抽象畫。床墊仿佛是一個靈柩，她用全部生命愛著比爾，比爾卻隻當她是個偶爾可以聚聚的性夥伴，這種狀態從一開始就蒙上了絕望的氣息。後來，她搬到一個古老的公寓房子裏，更是增強了這種情緒的渲染。什麼都是舊的，房子一碰就掉灰塵，老唱片機壞了好多年，修修又在走。而阿三也在舊上下功夫，兩個人在房子裏演著幽靈，這對比爾來說是情趣，是遊戲，對阿三來說是整個生命的奉獻與犧牲。在沒有比爾的日子裏，她就幽閉，吃點麵包，喝點水，像坐禪，也像宗教中的修行者。愛得如此痛苦，如此殫精竭力。
王安憶兩部小說始終平平淡淡的筆調記敘著兩個女子的生活和經曆，沒有強烈的生活衝突，也沒有大悲大喜的戲劇情節。王安憶並不看重故事情節，她隻當那是她要鋪開的一個底而已，用來描畫的畫板，王安憶真正要濃墨重彩的是情緒，一種氛圍：哀傷、淒涼、孤獨、絕望而又不至於死亡，這氛圍貫穿了作品始終。她是個很好的國畫大師，從她一拿筆，她就會知道要畫的是一幅什麼樣的畫兒，此時的王安憶是李清照那樣的詞人，八大山人那樣的畫家，一支禿筆蘸了些墨畫一些殘山剩水，味兒出來了，有了神韻。“長恨歌”取得好，讓人想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想到時光易逝，歡歌易散，人生無常，霧海雲山，哪裏有永恒呢？從王琦瑤到阿三有著一脈相承的因子，此恨就成了歎息，填塞滿胸而又吐不出來的鬱鬱長歎，是漫漫長夜數著更漏滴淚的心情，是一等再等也等不來的心上人，是錯過一個婚姻再一個而至遲暮的美人。
國計民生是太大的題目，王安憶不作；揭露社會黑暗，褒讚先進，那是記者的事，也與王安憶無關，她隻寫這種冷到了極點的傷感和孤獨。破敗時寫，繁華時也寫，這個孤獨不是浮麵的過一陣子就會被熱鬧衝散的。它沉浸在人物的骨子裏，無論多熱鬧，是主角還是看客，都是這種錐心的孤獨。王安憶是這樣作結的：“這個世界真是殘破得厲害，什麼都是不完整的，不是這裏缺一塊，就是那裏缺一塊，這缺又不是月有圓缺的那個缺，那個缺是圓缺因循，循環往複。而這缺，卻是一缺再缺，缺缺相承，最後是一座廢墟。”這是王安憶想說的話，她借康明遜之口說了出來，支離破碎的人生，牽動人心的滄桑皆緣於此，王安憶痛徹骨髓的悲劇情結正緣於此。
寫作是一種語言態度，我們評論一部作品，與其看它寫了什麼，往往不如看它用怎樣的語言來寫。當一個作家著手寫作時，可以用大眾化語言把讀者本不熟悉的人物和事物變得極易於接近，也可以用個人化的語言把平常不過的事物變得深奧隱晦，極雅極有文人氣。
王安憶的語言是一種考究的語言，又能毫不猶豫地達到事物的核心。她的語言常常不涉事物，甚至是遠離事物，將讀者帶入一種虛幻的情境裏麵，或者耽於語言幻想。《長恨歌》中王琦瑤是一個弄堂裏的小家碧玉，一個偶然的機會當選為上海小姐，人生軌跡由此發生重大轉變，因而在《長恨歌》裏不乏有寫繁華的地方。四十年代的上海有“中國的巴黎”“十裏洋場”“冒險家的樂園”等之稱，其上海小姐選舉可謂盛極一時，極盡奢華，可入筆的角度很多，王安憶卻從康乃馨入筆，整個選舉場麵她隻寫了花。她寫愛麗絲公寓裏的豪華和孤獨：“落地窗是檳榔玻璃的花，牆紙上是漫撒的花，瓶裏插著花，手帕裏夾一朵白蘭花，茉莉花是飄在茶盅裏，香水是紫羅蘭花型，胭脂是玫瑰色的，指甲油是鳳仙花的，衣裳是雛菊的苦清氣。這等嬌豔隻有愛麗絲公寓才有，這等風情也隻有愛麗絲公寓才有。這等把嬌豔風情做到了頭，女人也做到了頭。這是女人國的景象，女人的天下。這鋼筋水泥的城市裏，哪裏有這等的溫馨和柔軟，愛麗絲就有。愛麗絲的燈光是蒙紗的，將什麼都照得影影綽綽，富於夢幻，又是柔上加柔。什麼都無骨，手可在裏頭穿行，握起來，是一捧水，指縫間可滲漏的。……”極其精致的語言，不言奢華而自豪奢，不言孤獨而至傷痛。
極淡然的筆調寫出的是極錐心的痛苦，一切的情節和人物都淡化了，仿佛是一個虛幻的場景，幾個作啞劇的主人公用眸語、手勢表演，另一個冷靜而沉痛的旁白在解說。這個解說是高姿態的，俯勘眾生的，洞徹每一顆心靈的，是屬於上帝的，他知道每個人的病症和錯誤之所在，極細致極委婉的說出來，卻無可奈何。因為人物的命運不可避免的向那個方向去了，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對的，然而眾多的對卻聯成了一個錯，無可挽回的向悲劇發展了。
情化的景語與畫龍點睛的評語。用寫景來寫人物心情，是中國自古以來的用筆方式，“一切景語皆情語”，王安憶對此法得心應手，用得極為嫻熟、貼切。《長恨歌》中寫眾人等待上海小姐結果時的心情，“這一刻是何等的靜啊，甚至聽見小街上賣桂花糖粥的敲梆聲，是這奇境中的一絲人間煙火。人的心都有些往下掉，還有一些沉渣泛起。有些細絲般的花的碎片在燈光裏舞著，無所歸向的樣子，令人感傷。有隱隱的鍾聲，更有命運感的，良宵有盡的含義。這一刻靜得沒法再靜了，能聽見裙裾的悉窣，是壓抑著的那點心聲，這是這個不夜城的最靜默時和最靜默處。……”這段深得以靜寫動之妙，極其用心而又不見痕跡，體現了極其高妙的語言技巧。
還有一些評論相當準確，是一個全知敘事的話外音，有著無限的明白，“他們（康明遜和王琦瑤）都有些自欺欺人，避難就易，因為堅持不下去，彼此便達成妥協，他們這兩個男女，一樣的孤獨，無聊，沒有前途，相互間不乏吸引，還有著一些真實的同情，是為著長遠的利益而分開，其實不妨抓住眼前的歡愛。虛無就虛無，過眼就過眼，人生本來就是攢在手裏的水似的，總是流逝，沒有千秋萬載一說，想開了，什麼不能呢？”
這樣的評論性語言在小說中比比皆是，在故事情節的基礎上更有了一種牽動人心的魔力，讓人的心牽得細長細長的疼，酸楚無奈。然而反過來看，作品正因這樣的語言衝淡了情節，整篇小說可以說並沒有什麼一曲三折的情節。都是些極普通的極淡然的事。王安憶卻用了一個文學女人的敏銳和細膩去寫女人心和都市心，在心的無限擴張中寫出人世的滄海桑田，人的渺小孤獨。
王安憶對繁華、孤獨有著自己深刻而複雜的理解，並把這種理解有效地轉化為小說語言在句子和節奏的特殊處理，從而給讀者造成了文本所想控製達到的那種空間效果。比如寫上海小姐的選舉，對弄堂、閨閣。鴿子等的不厭其煩的絮絮叨叨，這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傳統的環境描寫的意義。因為作者的本意就是要牽住你的心，讓心感受到她所感受到的一切，讓你驚歎人生的複雜多變，人性的不可知，成為一座迷宮，在大地上旋轉著的都市磨盤，充滿了誘惑，但陷阱與挑戰並在。當人走入其中的時候，得到了機遇，也有人將夢想一點點磨碎。
正是因為高妙的語言技巧，王安憶的小說肌理骨髓中穿透著一股舊式的哀傷和優雅，一如弦月的晚上，紫色藤花的影子映在牆上，是一種隔世的，過時的，攜帶著悲劇氣息的美麗。一係列的推比，一層層的顯現，慢慢長成形象。她把人天性中的最細致最微妙的東西，如一些無端意緒，悱惻情思都寫出來了。
從根本上說，王琦瑤是四十年代的阿三，阿三是九十年代的王琦瑤。她們之間仿佛有著一脈相承的延續關係。王琦瑤在四十年前被選為上海小姐，“得的是第三名，俗稱三小姐，這也是專為王琦瑤起的一個稱呼，她的豔和風情是輕描淡寫的，不足以稱後，卻是給自家人享用，正合了三小姐這個稱呼。”而阿三幹脆沒有自己的姓名，在玩笑中，比爾笑為“nember three”，也是這個意思。
出身貧微的王琦瑤雖然當過一任四十年代的上海小姐，也曾被電影導演、攝影師所注目，但都不足以使她脫胎換骨，“王琦瑤是典型的弄堂的女兒。“”上海的弄堂裏，每個門洞裏，都有王琦瑤在讀書，在繡花，在同小姊妹竊竊私語，在和父母嘔氣掉淚。上海的弄堂裏總有一股小女兒情態，這情態的名字就叫王琦瑤。”顯然，王琦瑤是被王安憶當作“上海小女兒家”的共名來寫的。正是這樣一個家常味兒十足的王琦瑤十分自願地走進李主任的愛麗絲公寓，將少女的青春和夢想依附在一個要人的身上。“這城市的馬路上，到處走著磕磕碰碰的愛麗絲。這城市的自由真不少，機會卻不多，最終走進這公寓的，可說是愛麗絲的精英。”權要死了，王琦瑤隱進平安裏的一間房子裏，平靜而沉著地過著日子，其間有與康明遜的一段愛情，與程先生的相遇，生了一個女兒，還有與老克臘的愛情，最後死於長腳之手。一個女人說不上幸福也說不上不幸的一生。
而阿三，一個美麗多才、富於風情的年輕女畫家，從愛上比爾開始走入一種悲劇氛圍。她愛比爾，比爾離開了她；馬克愛她，馬克也離開了她。她把畫畫當作一種出路，馬克徹底否定了她的畫。生命是永恒的，她卻隻是比爾的一個情趣點綴，馬克的一個夢想，隻是他們的瞬間。阿三生活在現代都市裏，卻讓人感覺似在一個鬼氣森森的古老傳說裏，一個幽靈似的人物。雖然華衣美服，也曾風光於上流社會，但靈魂深處卻似長滿了青苔的古井，花木掩映，卻掩不住那一份揮之不去的悲愴和蒼涼。作者冷靜的安排了阿三的墮落，好像那是一個必然的去處，在賓館裏拉外國人，直至進勞教所。
兩個女人都是過著這種非娼非妓，非妻非妾的生活，成為悲劇的女主角。王琦瑤因錢而走進李主任的愛麗絲公寓，阿三因愛而幽閉在華涇村的菊農家裏。李主任死，比爾走，兩個女人有著同樣的孤獨和痛苦：漫長無涯的等待，數著影子磨時間的孤獨。王琦瑤最後把感情寄托在一個比她小四十多歲的老克臘身上，甚至把連女兒都不知道的金條送給小情人以示討好，“美人遲暮”至此有了鮮明的概念。阿三在失去愛之後找不到自己了，在賓館裏拉客，用性來填補內心的空虛，用浮麵的燈紅酒綠，富貴豪華來尋找寄托。
王琦瑤和阿三都體現了王安憶的一種哲學觀，正如她在《香港的情與愛》的卷首語中所寫，“一個人麵對著世界，可以與大家攜起手，並起肩，共同戰鬥。而他麵對著自己的內心，卻是孤獨的，外人無法給予一點援助，先行者無法一點啟明，全靠自己去奮鬥，去摸索，這是一場永恒的戰爭，無論人類的文明走到哪一個階段，都難擺脫，甚至越演越烈。”這種孤獨在這兩部作品裏表現在三個方麵：
人與社會的分離。王琦瑤是弄堂的女兒，曾當過上海小姐，但她隻是作為社會的點綴被成功地塞了進去，一夜輝煌之後便與十裏洋場斷了聯係，當了李主任的“愛麗絲”之後更是與世隔絕了，她唯一知道的，等待的，可依賴的就是李主任。李主任死後，王琦瑤重回弄堂，當上一個為人打針的護士，仍然是與世隔絕的，外麵改天換地的鬥爭與她無關，“外麵的大世界正在發生大事情，和這爐邊的小天地無關，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邊角上，或者縫隙裏，互相被遺忘，倒也是安全。窗外飄著雪，屋裏有一爐火，是什麼樣的良宵美景啊！”直到社會又發生了變化，八十年代中葉的王琦瑤卻與老克臘一起反複回味著往日的繁華，“一個是回憶，一個是憧憬，都有身臨其境之感。有時會忘了現實，還以為夢想是真。”終其一生，王琦瑤被隔絕在社會之外。阿三則是自我放逐，她打退學報告，租住在少有人住的老公寓裏，雖曾有一短時間出入女作家沙龍，一度以先鋒畫派立足畫壇，但都是轉瞬即逝的。即便是出入賓館拉客，她也是“白做”，這與妓女的職業形象相去甚遠，與社會相去甚遠，難怪連“陽春麵”這樣的女人也會笑話她。她是另一個王琦瑤在現代社會裏迷失了自己，見逐於社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