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跨文化寫作 第三節 視角旋轉的瑰麗：嚴歌苓
嚴歌苓114寫作的成熟是在她去國離鄉之後。在這之前，她的《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雌性的草地》等展露了非凡的敘述才華和犀利的透視眼光。但總的來看並沒有與當時的潮流敘事拉開距離，走的還是反思文學傷痕文學一路，對文革帶來的傷害進行描述。而當她離開祖國，站在一個全然陌生的文化環境中來思考自己國內的寫作素材時，煥發了嶄新的活力。
一、移民視角
比較而言，嚴歌苓所感受到的邊際狀態比湯亭亭、譚恩美都要嚴重得多。因為湯亭亭、譚恩美都是在海外長大，很多適應的痛苦、邊際的碰撞在她們母親那一代早已經體驗過了。以英語為母語的她們早已經在美國社會紮下了根。而嚴歌苓單槍匹馬從大陸殺向美國，從一個熟悉的生活環境進入全然陌生的環境。所有一切都需從頭再來，就像一個剛入塵世的嬰兒一樣學習如何生活。她必須重新學習語言、改變生活方式、適應全新文化等，必須麵對新環境對她的排斥，必須忍受並博取屬於自己的生存空間。所以她所遭遇的生活困境和心理壓力是空前的，這些成為她寫作取之不盡的源泉，在她許多作品裏都有精彩展現。
作為新移民作家，嚴歌苓一直非常關注並投入了極大的激情描寫移居美國的華人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其中相當頻繁地出現了移民的生存狀態、移民心情和移民形象。尤其是剛剛進入陌生國度陌生城市的孤獨感、飄零感、被排斥感，渴望融進那座城市卻處處受阻，因自己的貧窮、格格不入而自卑、尷尬的異己感。嚴歌苓曾在一篇文章裏這樣說：“文學是苦悶的一種生態，最起碼不是消極的生態。可想而知，美國的生活離我曾設想的青燈一盞，紅樓一卷的清高生活相差十萬八千裏了，於是苦悶也別是一般滋味。我近年來潛心研究了近百萬字的華人移民史，發現自己或多或少與這五代移民有著相似的心情與苦悶。移民的故事是不應該被忽略的，有一日它終將形成大氣候，形成移民文學。”115
《無出路咖啡館》中的“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入侵的另類，甚至讓街上的行人不舒服，“我瞟著大樓陰影中一張張忍受著我的麵孔，全靠他們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幸存。”“大樓陰影裏的一張張麵孔看著一個瘦骨嶙峋的異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審訊更劇烈的恐懼。”一種強烈的異己感。覺得自己與那個世界是隔絕的。其中“我”是作者不厭其煩用了大量筆墨塑造的係列形象。她曾在訪談中承認，《無出路咖啡館》中的“我”就是她自己的一段生活經曆。“小說本就像是一柄陋勺，它有它的謙卑，謙卑的它隻取一瓢飲，它痛飲的，是個體生命不可替代的體驗和時間中轉瞬即逝的諸多細節。”116也更多地摻雜了別的女性的生活和經曆。她們在海外更多遭遇的不是種族歧視，而是經濟困境，當然，也可以說是因為種族歧視而帶來的經濟困境，因為她們是華人留學生，沒有身份，隻能非法打工，從事最底層的服務行業，為一日三餐而勞碌奔波。《無出路咖啡館》中“我”這個大齡女留學生總是掙紮在生存邊緣，為房租、水電、一日三餐和求學夢想而極度疲憊地奔波。她很想把這一切都處理好，能讀好書拿到全額獎學金，能準時付清房租，和自己所愛的外交官男友順利走向婚姻等。但是一切不在她的掌控之中。因為她來自共產黨國家，有一段從軍的經曆和十多歲參加革命的高官父親而受到FBI的追蹤和長期審查。她因此失去了賴以生存的餐館打工的工作，接著不能再在房東家住下去而與幾個赤貧的畫家合租沒有暖氣的房子，失去了獎學金，最後也失去了愛情。小說中“我”所能承載的壓力幾乎到了極限，生存的，心理的，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她被當成了一個危險的入侵者。
她所描寫的其他移民生活也大抵如此，比如畫家海青和他的同伴們，結婚隻能買兩塊錢的戒指，生了病隻能去態度惡劣的貧民醫院，他們沒有合法身份，隻能打黑工。或者替醫藥公司或醫科大學做藥物試驗，海青作麻醉試驗，舌頭有半邊失去了知覺；替公司畫燈罩；為畫廊做畫框；在華人餐館做服務員；在漁行殺魚等。在這裏透露出的移民的艱辛生存。
而在西方人對華人的理解裏，含有拯救的成分，在他們心目中，中國是極度貧窮落後的，缺吃缺喝，從那裏過來的人們就像從洪荒漂來的嬰兒，需要他們的愛和救助。無論房東太太還是男友安德烈或者便衣福茨都有著美國式的拯救激情。房東牧師太太發起教友會為我捐助學費，“我”投其所好講述的童年節省每天要喝的糖水用以灌溉芒果樹的故事所引起廣泛的同情。甚至安德烈對我的愛裏也包括同情我童年裏蛋糕、聖誕樹的缺乏。當然這些都是極為善意的表現。隻是在這份善意裏有著文化上的誤解。這在黃玉雪筆下也有呈現，在她成功曆程中得到了相當多的白人的幫助，她也能以開放、坦然的心態接受幫助；但嚴歌苓筆下的女主人公顯然更清高更自尊，她對這些幫助更多是感受到難堪、抵觸，進而逃離。這是因為嚴氏三十歲以前的生活成長教育都是在中國完成的。中國傳統文化已經將她打造成中國思維、情感和待人處世的方式，她願意吃苦、奮鬥，卻不願意接受施舍，所謂貧者不受嗟來之食。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和堅持，使她更是要刻意地在外國人麵前維持作為中國人的驕傲。
《無出路咖啡館》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深可玩味的，在跨越幾十年的中西兩種文化境遇裏女性相似的困境和掙紮方式。作者似乎試圖挖掘出頑固的男權中心話語對女性的塑造和打壓，而女性為了衝出厚障壁，不得不啟用原始的女性性別武器，以征服男人來征服天下。小說圍繞兩對三角戀情展開，過去時裏的母親（殷恬菁）、劉先生與父親（李師長），現在時裏“我”、裏昂與安德烈之間的愛情糾葛；裏昂、王阿花和海青之間的故事。作品有意將十六歲的母親拎一個小花包袱進上海的故事穿插在二十九歲的“我”到美國求學的經曆講述中。母親當年隻有十塊大洋、兩身旗袍和對自己人生的篤定和沉著，“赤手空拳進了城，什麼本事也不憑，隻憑年輕，憑她牢牢記住自己是個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個本事大的男人。”劉先生和李師長成為她發起主攻的對象，她因此得以在舉目無親的大上海成功立足，之後成為師長夫人。
而“我”孤身一人漂洋過海也隻有幾身衣服少量的錢。因為赤貧，九千塊獎學金對我生死攸關，而五短身材的翰尼格教授大權在握，為了得到他的推薦，我不惜犧牲自尊，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向他大獻殷勤。“一個小包袱闖大上海的少女”與在芝加哥艱辛求學的二十九歲女子合為一體，她們在精神、行為方式上都有那麼多相似之處。無論在舊中國還是在幾十年後的美國繁華都市芝加哥，她們都處在男權統治的世界裏，都需要突出身上的女人特質來獲得成功。作為受過高等教育，中西文明熏染的“我”不願正視自己的行為，不願承認自己在處心積慮以色謀求獎學金，一直在替自己開脫，說在這個獻媚的過程中，母親一直隱身其間，“我想這可不是我在對你笑，翰尼格教授，是我母親投身在我肉體靈魂中的那部分在笑。我母親潛藏在我體內，左右我在這個生存關鍵時刻的舉止和表情。”“我母親此刻牽製著我的四肢和腰肢。”“這整套動作都是我母親附在我身上幹的。”“因而我臉上再現了她對李師長的一顰一笑，我身軀複製了她十八歲時的一舉手一投足。”為此，我笑出了不屬於我的曖昧的笑，說出了不屬於我的曖昧的話，忍受五十歲光棍男人的摟抱安撫。
母親進城和“我”出國成為同義語，都是要在陌生環境裏建設夢想，實現夢想，靠征服男人而打出一片天下。作品高妙在於把依娃?庇隆，嘎拉?達理，傑奎琳?肯尼迪，南希?裏根，黛安娜王妃等都拉了來，“這都是赤手空拳，僅靠自己做女人做出的成績，贏得了女人所要的整個天下。”“去征服一些偉大的雄心勃勃的男性，不靠身外的一技之長，甚至連姿色都不那麼要緊，她們憑的就是這一點：她們是女人。她時刻不忘這一點，不斷完善這一點，在這一點上做足功夫，使這一點的每一滴資源都得到徹底的開發利用，一本萬利的獲取。大手筆的女人不是去學男人的本事，同男人搶飯碗，最後把男人們弄到半失業而隻得向她們言和投降。最棒的女人是伺候著男人們去征戰而奪下的江山歸她們守。”“好好做女人 ”成為敘述中一個關鍵詞語，而所謂的做也隻不過是征服一個權勢男人從而使自己過上溫暖舒適的日子。這與千百年來傳統文化中男人視女人為花瓶，為欲望的對象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但作者寫出了我內心的掙紮和屈辱，以此對這種預設的女性身份做出了質疑和批判。
終因“我”過不去內心設定的尊嚴那道關不肯再進一步而前功盡棄，沒有得到獎學金。最後“我”離開安德烈和裏昂，前去照顧中風失憶的劉先生，一個斷腸人陪著另一個斷腸人。
作品還提出了一個“犧牲”的主題，怎樣為所愛的人犧牲，這些犧牲有沒有價值。單薄瘦削、醉心於音樂的裏昂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梭羅式的自由主義者，隻為自己和藝術而活著，為了他的純粹的音樂，不願意進入社會體製內工作。當王阿花宣布自己懷孕時，裏昂第一反應是十分沮喪，認為王阿花將要徹底毀掉他和他的音樂，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並在爭執過程中惡語相向，鋸子割傷了阿花的大腿和裏昂的手腕，在鮮血淋漓裏，兩人清醒過來，他們終於成為一對末路情侶。因為裏昂情願賣掉自己的一個腎，也不願意接受平庸的工作過世俗的生活，他要堅守自己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王阿花為了成全裏昂，做掉孩子，與海青同居。如果沒有真正的深愛彼此，是不會有這樣慘烈的犧牲的。“我”忍受FBI一次又一次的騷擾，丟了打工的工作，失去獎學金，一度困窘到無以為計，付不出房租水電，從物質到精神都幾乎崩潰，這是我對外交官的男朋友愛情的犧牲。而安德烈為了讓我不受騷擾，辭去了外交官的工作，靠翻譯文稿為生，是他對愛情的奉獻。劉先生為了菁妹的愛，40多年相思牽掛，一直到他患了癡呆症，他的腦海裏就隻有菁妹的那段時光了……
然而，我們又會發現，這個主題是不斷被質疑的，甚至被嘲弄。裏昂的犧牲在王阿花看來，“他荒誕到了凶殘的地步，還是凶殘到了荒誕的地步，我弄不清楚。但我絕不願意參與他對自己的摧殘，我絕不要做他對自己摧殘的理由。”也被他自己認為是不堪回首的痛處。而他對藝術的頂禮膜拜，對音樂的癡迷執著換來的卻是三餐不繼，生活困窘。這不是對他的犧牲的一個極大的嘲弄麼？劉先生四十餘年始終如一的愛著他的菁妹，想像他的菁妹是在槍彈逼迫下嫁給了李師長，卻不知菁妹給他和自己撒了個大謊，是菁妹在對利益的選擇中，選擇了李師長。將複雜而又漫長的人生經驗濃縮在劉先生失去記憶的那一段時間，尤其當這美好而又令人心涼的故事通過一個中風患病，對一切事物重新命名的時候，更使其具有某種親切又疏離的滄桑感和淒涼意味。作者似乎刻意指出，在金錢、物質至上的現代文明社會裏，“犧牲”既是一份昂貴的讓人難以消受的饋贈，又是一件不合時宜的奢侈品。
為此，作者設計了兩個場合，一個是當“我”去見男友安德烈時，戲劇性的辛辣對比。“我”為節省一頓飯錢從中午餓到第二天，並不惜以德行留下汙點的代價從書店偷了上課要用的教材。因為買不起。而安德烈手捧十元錢一支的玫瑰，帶她去吃昂貴的早餐，並告訴侍者“我”的各種飲食怪癖。之後讓勞拉陪“我”去買晚禮服以觀看優雅的芭蕾舞。忠實的勞拉幫“我”選購的衣服花光了我所有的錢。為了看完芭蕾舞之後還能繼續活下去，“我”讓阿書陪“我”退掉衣服，去另一個廉價商店買了一套極便宜並可以退還的衣服。誇富炫貴的芭蕾舞會場和擠得臭汗淋漓的廉價商店；在房東家為躲房租而賊一樣小心謹慎與優雅的早餐地點。畫出一條界線，一邊是“我”清貧的留學生生活，一邊是豐足、華麗和典雅的外交官夫人生活。分明是兩個階層的生活。
另一個場景是在安德烈、裏昂與我的一次早餐桌上，裏昂和安德烈有過一次極為激烈的衝突，這兩個都愛著“我”的男人唯一一次麵對麵。在裏昂看來，中產階級是美國個性消亡的鐵的證據，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十的中產階級是消滅真正藝術的大軍，是精神、文化的垃圾處理器。有多少無靈魂的音樂、繪畫都朝著這個巨大的機器傾倒，都會被消化、排出。這個巨大的機器可以改變藝術的原則，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內的藝術家，誘引他們去畫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燈罩。他認為安德烈這樣的人把自己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五點的生命都早早的賣給別人。裏昂指責安德烈不懂得犧牲，任憑FBI折磨“我”的身心。
而以安德烈為代表的中產階級看來，裏昂這樣的人自以為是，活得連基本的生活體麵都不要，可以靠救濟金、失業金糊口，這樣的人怎麼能奢談藝術呢？而正是他們辛勤納稅，才由政府將稅金變成失業金或救濟金――對這一批對社會負有重責的人，優越感從何而來呢？因此，安德烈用付帳的方式羞辱了裏昂，“我這個出賣了自由的奴隸用他的賣生錢宴請一個自由人，這不是很滑稽嗎？也很不公道。我也許像你說的那樣，把生命的主要段落出賣了，但我換來的是尊嚴，是給一個女人起碼的體麵生活的力量。假如我一旦失去這個尊嚴和力量，我根本不會走近任何一個女人。尊嚴和生存能力，給一個男人最起碼的去愛女人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你連雄性也沒有。”這不僅僅是兩個男人為爭奪一個女人的鬥爭，而是兩種生活理念、兩種價值觀的交鋒。是對“犧牲”這個主題的不同理解。很顯然，作品中“我”認同安德烈的價值觀，這是一種更現實、更物質的價值觀。
《也是亞當，也是夏娃》中“我”和亞當都是在現代都市文明熏染下極度自私的男女。亞當英俊、富有、高雅，是極為出色的園林設計師，豐厚的遺產和專業的設計使他極為富有。他卻厭倦女性，是一名同性戀者。想延續自己生命的渴望使他尋找一個母體來替他生子。而亞當之所以選擇黃種人，是看中了“我們”的現實、自律、忍耐，他希望這些素質被遺傳到下一代身上。“我”是一名亞裔留學生，被丈夫拋棄加上失業後極度窘困、孤獨，為了掙五萬塊錢，甘願做這個孩子的溫床。不帶絲毫情感因素，他們用一支無針頭的注射器代替了激情迸發的男女對接，一顆生命的種子居然就此開始生長。“我”順利懷孕了。不能不讓人讚歎生命的堅韌和神奇。原本“我”隻是為了錢，但是孩子出生後，骨肉親情使她和女兒之間有一種奇特的聯係，孩子的每一聲啼哭都牽扯著她的心。害怕被孩子牽連使他們兩個人都選擇了要求母親離開。一年後，亞當找到了我，此時菲比因為一次高燒而變成了重度殘疾，變得又聾又啞又盲。我回到菲比身邊，成為菲比唯一的快樂。然而我也需要正常的生活，需要婚姻，這是亞當和菲比給不了的。我開始與一個看起來很合適的律師約會，很快便向婚姻走去。但是我對他隱瞞了菲比。於是，在一次時間上無法兼容時，我和律師之間發生了劇烈的爭吵。為了留住貌似合適的婚姻對象，我再一次離開菲比，住進律師家。半年後，菲比重病死去，我看清了自己的內心，結束了與律師的關係。作品寫得最感人的是母女深情，她把這份神秘的情感寫得蕩氣回腸。菲比殘疾之後仍然能迅速認出“我”，死之前握著“我”的大拇指等。人不需要科學配製的物品，需要的是沒有條件沒有交換的愛。不僅僅菲比需要我，我也同樣需要菲比。雖然“我”一再強調自己是為錢生下菲比，但她是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她在我的體內孕育了整整十個月，因而她與我的神秘聯係是超越我的想象的，菲比的呼喚就在她靈魂深處。被一再遏止的母性之愛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爆發出來。
而科技文明的發展另一麵的鋒刃顯出冷酷的鋒芒。這個不帶愛孕育的生命潛伏著悲劇的種子。從某種意義上說，菲比是現代都市文明自私冷酷的證明，是一對自詡高尚的男女製造的悲劇。她的過早去世毀掉了亞當和我各自的生活。但也在我們心中種植了一些真摯的愛。每年他們會在菲比的墳頭朋友一樣說說話，他們的擁抱不再“何必”。“愛”才是這個世界延續的主題，正因為失去了我的愛，菲比才會生病殘疾，而我的歸來是她那個黑暗單調的世界裏的唯一的歡樂。對亞當和我來說，菲比是唯一的聯係，他們共同製造了這個悲劇也共同愛著這個孩子。她的存在成為不可碰觸的傷，有了她，他們得以重新命名，重新理解世界和人生，重新成為朋友。
《拉斯維加斯的謎語》中節製、理性、自律的化學教授老薛，在一次出國訪問中旅遊賭城拉斯維加斯，偶爾小贏一次之後迷上了賭博，這個當初最不愛錢的人選擇了非法居留美國，做各種辛苦的工作賺錢，用各種謊言從別人那裏借錢去賭博。正如嚴歌苓在《無出路咖啡館》中說的一段話：“我們每個人都潛伏著異端和非常的細菌，但誘發這些細菌成長為一種實質的誘因不出現，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自己可能是誰，或者自己真正是誰。”人性是未知的。“拉斯維加斯”這個原意為“小沙丘”的地方卻能讓所有性格弱點的人深陷其中，把人性深處的貪婪與自私激發出來。老薛過著苦行僧一樣節儉的生活，丟掉全部的尊嚴和曾經群體生活中的優點，變成了一個騙子和賭徒。為使老薛戒掉賭癮，我答應免掉他的債務。然而一年後我再次在賭城見到了專心致誌賭博的他。是不是人性深處有著無邊無際的黑暗，稍有激發，那些惡的黑暗的因素就會跑出來，操縱人走向另一麵？
二、兒童視角
在嚴歌苓小說中，最能引人注目的是她的智慧，她對人和事獨到的理解，對荒誕世界的“刻毒”揭示，對細小物象的精微洞察和文字中的機鋒，這是她作品中最強勁的活力。形式創新隻是她智慧展現的一個層麵，她能從最新最時尚的理論中獲取營養，準確熨貼地用入自己的作品，與要講述的故事完美結合，這本身就是智慧的。因為智慧，所以遊刃有餘，洞若觀火地看穿物象，並保持一種不驚不乍，客觀冷靜的態度，有距離地予以言說。距離的“度”把握非常重要，太近則近乎悲喜相隨，無法獲得敘事以外的更廣闊的思維空間。太遠則失去了應有的彈性，在這種度的處理中顯出張力，一種處理能力。E?卡西勒曾說：“天才的力量與其說是把握事物的純粹真理和盡可能言簡意賅地表達這一真理，不如說在於領悟微妙的隱秘的聯係的能力。所謂天才的思想，就是從平凡出發，達到對於事物新的，令人驚詫的見解，這種思想以其意想不到的表達方法、隱喻和比喻引起人的快感。”117
很多作家寫作時喜歡采用兒童視角，喜歡兒童的純真無邪，說真話的特征，他們常常能發現很多成人無法發現的美和樂趣。兒童在人們心中的懵懂無知，和他們受到限製的理解能力，都給寫作者以挑戰熱情。嚴歌苓善於用極冷靜、理性的筆墨來描寫人物的命運，悲憫在文字之外。拷問人類靈魂，對存在於人間的陰冷汙穢的一麵感受深切，對故土故人的懷念之中往往更多出一些悲涼和寂寞。她的故事多發生於文革時期，用兒童視角來審視那個特殊的時代及人物在特殊年代的劫難、生活和自我變異。在她的很多作品裏都有一個名叫穗子的小女孩，她常常是故事的觀察者，甚至是敘述者。
《黑影》整篇小說圍繞一隻黑色野貓展開，敘述線索大致是：撿貓－養貓－救貓（捉老鼠時被大老鼠咬傷，感染發燒，穗子和外公用人的針藥救活了它。）－群貓喚走－再次救貓（被捕鼠器夾住）－貓報恩，偷來火腿等，並生下一隻三色貓崽－被人逮住，烙傷，與貓崽一起死去。這裏有兩個敘事視角：穗子的和貓的。
穗子六歲，但她明顯早熟，且很有個性，她有自己的思考和對世界的看法，常常用自己的眼光觀察社會。“她常常一搭拉眼皮：你愛說什麼說什麼，她懶得同成年人一般見識，他們常常愚蠢而自以為是。”她與姥姥和不是親生的姥爺生活在一起，爸爸媽媽進幹校學習去了。很小就知道許多社會的黑暗，看到了虛偽，沒有玩具和朋友，落落寡歡，故而會在一隻貓身上找到友誼。這本身就是一個很殘酷的現實。那樣的年代，兒童的成長，從身體到精神都是殘缺的。童年的穗子所看到聽到的幾乎都是創傷性故事，沉重得讓人為之歎息落淚。
嚴歌苓作品中常有兩種傷痛：失鄉之痛；流浪之痛。在異國他鄉，靠打零工來過活，是靠不住的，淒慘的，從未有過的消沉，不必說明天怎麼辦，連下一分鍾怎麼辦都不知曉。她在多篇小說裏描寫這種打工生活：租住的窘迫，無錢交房租，像小偷一樣從房間裏進進出出；被懷疑偷東西時的屈辱；一群異國流浪者的對前途的迷惘，這種痛苦在《無出路咖啡廳》，在少女小漁，在扶桑，《海那邊》等都有非常精彩的描寫。《黑影》中就濃濃積鬱著失鄉之人對故土故人已逝歲月的深深懷念。《黑影》用的是全視角，但是在小說開頭一段突兀地加上了“我”的一段獨白，說“我直到現在還會夢見那回字型院子，院子之所以……”巧妙地將“我”還原為穗子。“我”站在時空的高處，俯視著六歲半的小人兒穗子，帶點沾沾自喜，帶著點回憶的酸楚，帶著對外公的追懷。接著是她的《老人魚》《黑影》回鄉，永遠無法再回到故鄉的孤獨，意味著與故鄉隔絕的人，被故鄉趕走時那種驚恐，無依無靠和痛苦的感覺。她多次寫到穗子和姥爺，那執著的追悔，孩子的夢，語言和感情。
“黑貓性格”是作者傾心塑造和禮讚的，帶有兒童式的理想化色彩。不同於她其他作品中的冷靜犀利，情感色彩十分濃鬱。黑影帶有人類的豪俠特征，喜歡冒險生活，知恩圖報，瀟灑自由，不願意被拘禁，有著野性難馴的自在，永不從屬，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自由氣概，都是我們在武俠小說中比較常見的大俠精神。不討好人，也不需要人來討好，喜歡孤獨和自由。《黑影》從一個四月的早晨，還是幼崽的黑影掉落在穗子麵前開始寫起，兩個小獸之間神奇的魂靈相通的互相理解。“我想，在穗子此後的餘生中，她都會記住那個感覺。她和美麗的黑貓相顧無言的感覺，那樣的相顧無言，這感覺在世故起來的人那兒是不存在的，隻能發生於那種尚未徹底認識與接受自己的生命屬類，因而與其他生命同樣天真蒙昧的心靈。”這是對自然美的認可，認為原始的自然的美是最真實的大美。穗子因為敬重那份野性和原始的生命活力，而對它付出了極大的關愛。人和動物的友情故事很多，但能寫得這樣回腸蕩氣，蘊藏如此深廣的社會內容的不多。月光下，穗子屏住呼吸觀察一隻貓，那麼細致，充滿了對它的讚美：它是絕對的黑，“至少八代以上沒跟家貓有染過”，琥珀一樣的眼睛，小鐮刀一樣的指甲，它的身體與頭的比例和一般的貓不同，它的麵孔要顯得小一些，因而它看上去像一隻按比例縮小的黑豹。“穗子覺得這是她見過的最美的一隻貓，因為它不屬於她，它便美得令她絕望，它那無比自在，永不從屬的樣兒使它比本身更美。”它矯健的動作輕盈得簡直就是一個影子。穗子對這樣的一個動物是如此喜愛，喜愛到“把自己當作它的獵物一樣，渾身都是放棄”，“讓它相信她作為它的獵物的甘願。”如此的心悅誠服，是把黑影當作偶像來崇拜的。喜愛它的自由意誌。
嚴歌苓帶著誇張的筆觸來寫黑貓的美和它的不馴服，對自由的渴望，始終不肯為人類所馴服的野性，飄逸輕盈如影子的姿態，它的知恩圖報。黑影在被咬傷後感染、發燒，穗子和外公想盡辦法，假裝自己生病從醫院騙來青黴素給貓打針；在不準釣魚的池塘裏整夜釣魚，讓露水泡得很透，最後釣上來四條一兩多重的魚，煨出來的香味弄得穗子腿都軟了，但穗子堅持不與黑影分享。這些付出和照顧在“十月後的一天夜裏”得到了回報。為報救命之恩，黑影在遼闊的黑夜裏肆意施展它的本領，偷來了整條的金華火腿，整串的風幹栗子。結果被人類抓住，用火鉗燙得失去了樣貌，還掙紮著滾回窩裏，回到它的貓崽身邊。“一隻大致是貓的東西出現的貓崽窩裏，它渾身的毛被火鉗燙焦了，並留下了一溝一溝的烙痕，傷的最重的是它的嘴，裏外都被燙傷。”饑荒年代的人們十分凶猛，以牙還牙的同其他獸類爭奪食物。這裏的筆觸十分開闊，作者不僅僅是在寫一隻貓的遭遇，而是寫出了人性中的凶殘，對付貓，對付自己的同類，都是同樣的不會留下任何情麵。外公和穗子想盡了救治的辦法，上藥、喂食，它還是死了，連帶死去的還有它的三色貓崽。作者借這樣一隻黑貓至少表達了這樣幾種思想：喜歡這隻叛逆的黑貓，因為它的不服從，它的獨立精神，它的知恩圖報。黑影對貓崽的生死之愛，對人類的知恩圖報與人類的殘酷偏狹形成尖銳的對比。它有很多現實生活中人都做不到的品質。也正是它，使穗子失去了對人類的信任。結尾處，“我”又出現了，揣測，若那隻貓崽活下來，穗子的童年會減少一些悲愴色彩。
借著貓，作者描寫了一個倔強的外公，這是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甚至與穗子沒有多少血緣關係的老人，他孤獨，好罵人，心疼的話總是借罵人的口氣說出來，他疼愛穗子，幾乎是無條件的喜愛，像是一個孤獨的人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喜愛。老人把攢下的臘魚、肉、鴨都蒸到飯上一點一點給穗子吃了，自己不舍得吃一口，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這是非常昂貴的給與。他不讚成養黑貓，救黑貓，但因為愛穗子，他也滿腹牢騷地去做了，比如整夜釣魚、騙藥等，在他靈魂深處藏著一片極為博大的愛，那都是給穗子的。
如果說《黑影》是一個帶有怨忿情緒的追悼兒時夥伴的故事，那麼《老人魚》就是帶著深重懺悔追憶的故事。外公在《黑影》裏已經閃亮登場，在那時，他就是一個心地善良但愛說牢騷話的怪老頭。他寵愛穗子就像穗子寵愛黑影。《老人魚》中他同樣看上去是一個很倔，很不友好的老頭。他是一個曾經立過戰功的殘疾軍人，因為殘疾而顯得有幾分可笑，頭頸神經壞掉了，故而不聽使喚，要向左看，他偏向右扭。走路有點瘸，眉毛特別濃，是雪白的，有一大堆軍功章，跟誰過不去時就會拍給人家看，愛吹點牛，說點粗話。對曆史完全糊塗，甚至比不上兒童穗子。他不是穗子的親外公，疼愛穗子的方式也非常粗糙，把所有好吃的給她，給她暖被窩，當她的坐騎，或幫助穗子鎮壓那些幼兒園中欺負她的男孩子，用的卻是戰場上拚刺刀的嗓音咆哮，讓穗子很難為情。祖孫倆離別，外公表示難舍和愛的方式就是把所有能吃的都找出來做給穗子吃。與結尾處形成了一個酸澀的張力：外公被攆到一間漏得厲害的屋子裏，得了骨癌，被疼痛折磨，他給“穗子，我的伢”寫信，穗子沒去看他，沒有寫信，隻寄了二十元錢，老人在孤獨中淒慘死去。這種節製得近乎冷酷的筆墨裏滲透出的是 “我”的深深懺悔。
在這裏的質問還包括有知識有文化的高雅人們就更懂感情嗎？穗子父母一直在嘲笑這個與他們沒有血緣關係的老人的原始、土氣和粗俗，嘲笑穗子眼裏對食物的饞，嘲笑祖孫倆的對話，甚至他們原始的親密。穗子認可這種嘲笑，並因此而感到深深的羞愧。所以穗子在以後的歲月裏不去想念老人，甚至嫌棄厭惡，為外公而自卑――那是她母親在看到穗子有外公身上“惡習”，一個文明人看見沒有文化的老農時的嫌棄。而這份曾經的嫌惡最終將要變成愧疚折磨她一輩子。在她真正領悟到真情的可貴，形式的不可拘泥時才會有的情感。所以作者在結尾處重重得寫道：“老人沒有一個親人，他的親屬欄裏隻填了一個人的名字，當然是穗子。”外公不高雅，隻會近乎賭氣地說：“我知道你們良心喂了狗，不過我都原諒。現在哪裏的人不把良心去喂狗？不去喂狗，良心也隨屎拉出去了。”所以他也原諒了穗子。
《黑影》故事展開漸漸撬合進成人的世界，食物短缺，反動文人爸爸的被管製，寫過詩的餘老頭末日一樣的生活；外公對穗子全心的疼愛；這一切都與吃有關，正因為食物的嚴重短缺，外公的愛顯得那麼珍貴，穗子對黑影的愛那麼無私，而黑影的盜竊是那麼重要，它被抓後的慘劇也早已注定。文字中見縫插針地安插了很多對當時社會現狀的描述：食物的短缺。黑影不肯吃外公辛辛苦苦從垃圾箱裏翻出來的魚雜碎，外公罵它“我還沒葷腥吃呢。”“他納悶食品短缺是不是跟一場又一場的革命或運動有關係，一般說來人一吃飽飯就懶得革命了，所以革命的勁頭大的人都是餓著的。”“食物嚴重短缺的年頭人們把捕鼠器做得這樣誇張得大，或許是為了解恨出氣，是為了虛張聲勢。”在黑影被夾掉兩個腳趾時，外公說：“好，光榮，這下做了國家一級殘廢，每月有優待的半斤肉。”春節時每家兩斤豬肉被外公每天割一小塊，燉一小鍋湯，直到肉裏有股可疑的氣味，外公才與穗子分享。因聽說爸爸要來，從勞動改造的采石場回來，外公花了二十元錢買到冰凍高價肉，卻是十年前儲藏的，已經不能食用，於是大年三十的前一天，花了八個小時去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