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疑問……”沉吟一陣，他用探詢的目光盯住我，“那封信，如果不是寫給羅綺紋的，那信的內容，她羅綺紋何以那麼熟悉？”
“你問我，我問誰去？”
“這麼說，她們還沒來見你？”
“媽喲，散會後你小子腳跟腳就來到了這裏，誰有機會來見我？”我笑罵他。
“說得也是。”他點點頭，懶懶地站起來，“看來我這個閑人是該給‘當事人’讓出時間空間了。”剛要跨出門外卻又回頭對我說，“我倒忘了我來此的目的是想再次給你提個醒兒。去年西山之遊我的忠告還記得嗎？對你我這樣的人來說，最好是收斂，收斂，再收斂，‘韜光養晦’是必要的‘安全閥’。這一年來你很少在班上露麵，是非就相對地少了一些，但你並非就真正甘於寂寞。你的《藍色的嘉陵江》演唱了，已讓一些人心中不快；下農村又去搜集民歌，弄出一台什麼‘坐歌台’，更激起常思紅們不滿；你談情說愛，談談說說也就罷了，何必還寫什麼情書？而情書上又寫那麼一些同戀愛無幹的閑話，什麼‘自由’啦，‘人性’啦，‘人道主義’啦，這些當今敏感而犯忌的東西，你以為沒像江白石那樣當眾賣弄就不會犯事，常思紅那黨人是幹什麼吃的，你不知道？你不要隻怨別人無事生非：‘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明智的態度是該多檢點自己的言行。眼看就要畢業分配了，千萬別再出什麼事——這是我對你最後的忠告。”
方維鑒說這番話時，沒了陰陽怪氣、調侃與諷刺，他的態度是從未有過的正經而且誠懇。不見了“白眼”，隻露“青眼”，黑亮亮的眼珠，深邃而且親切。我不無感動。
“謝謝你的忠告！”我誠懇地表示。
“我知道你對我的處世哲學並不以為然，也不存望你諒解我的無奈。我是吃過大虧的人啊。我收斂，我沉默，我甚至馴順，並不等於我服氣，我投降。人，不必傲氣，但不能沒有傲骨，不能沒有自己的尊嚴。王、常之輩，乃至於劉秘書，有時我也主動去套近乎，但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一個卑鄙的告密者，我決不會出賣任何人的！我還要告訴你，劉秘書對你極不‘感冒’，而王、常之輩不斷找你麻煩，除了他們自身的原因，難道與劉秘書沒有關係？我還要告訴你，劉秘書並不把嚴書記放在眼裏，因為人漂亮，在院黨委有後台。但嚴書記畢竟是她的頂頭上司，按組織原則，嚴書記的話她不能不聽從。我感到，要不是嚴書記護著你，她早就拿你開刀了。你要記住嚴書記對你的好，同時千萬不要去惹劉秘書——若論左傾，淺薄，狹隘，意氣用事，從本質上說，她與常思紅不過是五十步與一
百步。”
“你說得對。”我再次誠懇地表示。而心裏還是盼他快點離開，我實在是想看柳風的回信了。我站起身，示意“送客”。
“急什麼？我還有話要說。”他伸出大手向下一按，“你讀過司湯達的《紅與黑》嗎？”
“讀過。怎麼啦？”
“讀過就好。坐下坐下，聽我說。我國當代的批評家們認為於連的悲劇是他的‘個人主義’‘個人野心’造成的，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而我卻認為是他‘與眾不同的人格’不容於那個王政複辟的社會，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你好好去琢磨琢磨吧。在這樣一個社會，你千萬別想‘卓然而不群’——在這一點上，我看你與於連有同樣的毛病。”
方維鑒的話，讓我深省。是啊，僅就於連在神學院的處境，斯湯達在這方麵就有若幹段的描敘與分析：
“神學院裏的那些狡黠之徒”，“認為他有自由思想”，“在他們看來，他沾染上了這樣一個惡癖：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去判斷，而不是盲從權威與先例。”
“在這等地方，垂下眼簾不是沒有道理的”。但他“時時刻刻檢點形骸，努力了幾個月，還是不脫思索的神態。眼的表情和嘴的抿攏，還不足以表明……那種準備相信一切，忍受一切，甚至不惜以身殉教的信念。”
謝朗神甫“使於連養成正確推理，不信空話的習慣，但卻忘了告訴他，對一個小人物，這習慣便會自取其咎；須知自作解人，便會得罪庸眾。”
“思想是為人憎惡的……凡智力稍有可取的人，聖公會就會把他送輕罪法庭，上流社會就拍手稱快。”
“於連長於辯論，又多了一樁罪咎。”於是同學們就給了他兩個他們自以為可惡而可怕的綽號，叫他“馬丁.路德”或“伏爾泰”。而馬丁.路德是反宗教教條的偉大改革家，伏爾泰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偉大旗手，他對封建專製和教會腐敗攻擊最猛，對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倡導最力——而於連心向往之。
有人惡狠狠地對他號叫：“老天可以把你劈死，因為你是個異教徒，是個伏爾泰。”
“法國教會明白，書籍才是宗教真正的敵人。在教會眼裏，虔誠服從才頭等重要。”
（由此我聯想到雨果《九三年》的一些文句：君主製複辟者反動的朗德納克認為：“書籍造成罪惡”。“一切都是那些濫文人和壞詩人引起的。還有百科全書！狄德羅！達朗拜爾！”“人們把著作燒掉，卻沒有把作者燒死”；“假使伏爾泰被吊死，盧梭被送去當苦工囚犯，這一切就不致於發生了！啊！有才智的人是怎樣的災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