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管理和控製本國的民族主義絕對不是說中國要犧牲掉國家利益，尤其是主權國家利益，主要是釣魚島。中國需要促成的是既不能犧牲釣魚島利益，但也不能犧牲改革開放的大局和可持續的發展利益。在釣魚島問題上，最理想的狀態就是要促成雙方政府能夠比較具有“自主”權 （也就是政府不受民間民族主義的過度影響），達成“擱置爭議、共同發展”（開發） 的共識，並能夠把此共識轉化成為具體的政策，從而實現把東海變成“友情”之海。這方麵並非不可能。這次釣魚島事件盡管由日本引發，但客觀的結果是中國反而占了優勢。
主要可以從如下幾點來看：首先，中國借此發表了釣魚島周邊的領海的海基線，並把此呈交給了聯合國。如果沒有釣魚島事件，一貫奉行“韜光養晦”外交政策的中國是很難走出這一步的。可以說，是日本的非理性行為促成了中國的理性外交行為。第二，釣魚島事件發生之後，中國開始派出漁船和海監船在釣魚島附近活動，並開始呈常態化趨向。既然已經走出這一步，中國必須堅持下去，把常態化製度化。當然，如果日本願意和中國達成妥協，中國也可以改變這一做法。可以說，如果沒有釣魚島事件，中國也不可能走出這一步。第三，釣魚島事件在中國引出的巨大而激烈的反應也使美國意識到必須小心處理其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美國在宣布“重返亞洲”以來，很不負責任，在釣魚島問題上，又明顯傾向於日本。在很大程度上說，如果沒有美國給予日本政治人物的錯誤意識，即美日聯盟適用於釣魚島，日本政府和在野政治人物不會做出非理性的決策。現在美國人意識到如果沒有能力或有更為積極的作為的話，要維持中美合作的大格局，必須在釣魚島問題上保持“中立”。
釣魚島事件發生以來，我國在經濟方麵的各種舉措已經打擊了日本經濟並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日本政府正在積極尋求和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進行討論。現在看來，釣魚島的“國有化”已經成為現實，要日本完全收回沒有可能。如果中國強迫日本收回，必然產生反效果，激發日本更強大的民族主義。盡管在日本國內並不是每人都認可“國有化”方案，但很多人都認為這是日本政府“沒有辦法”的辦法，即是為了應付石原慎太郎的東京市的“購島計劃”。日本政府，無論是民主黨還是自民黨，都沒有條件來取消“國有化”。中國的目標必須具有現實感，那就是擴大經濟和適度的軍事優勢，必須讓日本承認釣魚島是有主權爭議的。如果日本政府不想這麼做，那就通過中國海監船執行公務的常態化，做好持久的準備。在這一步的基礎上，中國可以在未來走第二步，那就是“共同開發”。實際上，日本政府的“國有化”使得“共同開發”變得更為可能，既然釣魚島的“所有權”屬於政府，那麼政府就可以決定釣魚島的開發。當然，中國也應當努力防止日本政府在這方麵“挾持”中國。因為日本政府經常變換，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四，從長遠來看，如果上述第二、第三種政策選擇沒有效果，或者難以實施，那麼也有可能中日兩國回歸傳統相對“孤立”的狀態。中日兩國相處數千年，但從戰略上說兩國大部分時間都處於相對“孤立”狀態。這種相對孤立狀態並沒有妨礙兩國民間的商業、文化等多方麵的交流，並且是和平的交流。但一旦兩國意圖在戰略層麵進行交往，或者說兩國戰略關係過緊，雙方就沒有“幸福”的生活了。盡管中日兩國都認同“一山不容二虎”的概念，但兩國則可以處於兩個“山頭”，都有足夠的能力來保衛自己。為了避免大規模的衝突和戰爭，回到傳統那種相對“孤立”狀態也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如同過去，在相對“孤立”狀態下，也可以發展具有實質性的民間交流尤其在文化和商業等方麵。不過，也很顯然，這種可能是中日兩國“沒有辦法”的“選擇”。在區域化和全球化情況下，中日兩國的關係尤其是經貿關係的互相依賴程度已經非常高，因此，盡管關係時好時壞，時冷時熱，但並沒有導致兩國關係的破裂。如果回到了傳統那種相對孤立的狀態，那可能是兩國政府不能作為，控製和管理不了民族主義的結果，而非主動選擇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