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結論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民族主義的崛起是今天中日兩國政府麵臨的共同問題。麵臨共同的挑戰，中日兩國政府之間需要更多的合作，需要用更多的理性來處理各自的民族主義。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日本政府，在再造民族主義方麵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很顯然，這種再造不是去動員民族主義資源去達到私人的或者政黨的政治目標，而是要改造民族主義，使其變得更加理性，以避免二戰前的狀況再現。當然，這並不是說，兩國不要追求各自的國家利益了，而是要用理性的方法來追求國家利益。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熊彼特曾經把民族主義比喻成為前現代精神的“殘留物”，就是說它是一種追求國家利益最無效的一種方式。這個比喻當然過於簡單，因為正如我們上麵所討論到的，民族主義可以是物質利益導向的，也可以是情感導向的。但這個比喻也的確說明了，我們可以通過其他種種非民族主義的方法更有效地來追求國家利益。
民族主義更是關乎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無論就曆史經驗和現實挑戰來說，如何應付客觀存在的民族主義，對各國政府都是個艱難的任務。一旦民族主義超出控製和管理的水平，就會走上導致國家間衝突甚至戰爭的不歸路。這是二戰前德國和日本的教訓。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當以史為鑒。亞洲各國民族主義的崛起，已經給亞洲國家造成了很大的不安全感。而作為亞洲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不管是日本還是中國，一旦其民族主義失控，亞太區域最大的不安全就會成為現實。
很顯然，對我國來說，無論是內部的可持續發展，還是繼續崛起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都要求我們用理性的態度處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非理性的民族主義。釣魚島等領土 （海） 主權問題不可避免要觸發民眾的民族主義情感，但一旦民族主義開始影響國家的政治生活，那麼我國和平崛起的進程就會被中斷。因此我國麵臨雙重任務，那就是，管理民眾的民族主義情感，繼續走和平發展的道路。
（本文與楊麗君合著，發表在公共政策研究院
《政策研究專題》2012年10月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