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德之爭
1.敗壞武德，自掘墳墓
在《史記》中，司馬遷能將孫武、孫臏和吳起三人合並在一起做傳，可見太史公對吳起的軍事家地位是承認的，而且對他的軍事才幹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不過司馬遷對吳起的最終評價結論是“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太史公認為吳起在楚國的做法有些嚴酷、苛刻，以致“亡其軀”，這實在沒辦法。歸根結底，太史公還是覺得他為人太“冷”，所以不得善終。吳起還因道德上的問題，為其一生留下汙點。
吳起一生流離輾轉、三易國主，可以說都與他道德上的“不義”有很大關係，他的道德問題也備受後人爭議。大多數人認為，縱然有才有誌，但若以犧牲人情道義來換取功名或是夢想，那便是自私偏執的表現，從長遠來看，還會滋生毒化社會的風氣，敗壞軍人的武德。這樣的人是不會受到敬重的，也不可能得到好的結果。吳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同為著名兵家的孫武與吳起，後人往往更尊孫武為軍事家，就是因為在人們心中，名將還應具備“仁”、“信”等道德操守。盡管吳起的治軍思想也強調“德”、“信”，但他的個人事跡卻時刻標示著其思想理論全是空話而已。俗話說“欲服人，先服己”，吳起“誅鄰止謗”、“殺妻求將”的行為已經昭示了他“重才疏德”的人生觀，又憑什麼要求別人做到“以德服人”呢？由於他的為人已經在世人心中定型，所以“吳起守信”、“為下吮疽”等軼聞也被後人看作是別有用心。吳起隻講權謀並拋棄了道義，為爭功名不擇手段，雖得功利於一時，卻終招敗亡，為後世所詬病。
2.謀大事者不拘小節
在眾人非議吳起失德的同時，一些人從其他角度提出了異議，深為吳起叫屈。他們認為在亂世中，吳起的行為是“謀大事者不拘小節”的表現，也是犧牲小利以顧全大局的需要。此外，他們對司馬遷的記錄也提出質疑，認為吳起並非是那種道德淪喪至極的人，他的“殺妻”“誅鄰”之事很可能是民間的誤傳，或者是小人的誹謗之言。
吳起初到魏國時，魏國改革家李悝曾向魏王說：“吳起貪榮名且好色，但是他用兵，連司馬穰苴也不及他”。後來，吳起在魏國逐漸憑功得勢，便遭到政敵的攻擊。而政敵的仆人卻如此評價他：“吳起為人有節操，廉潔而重視聲譽……”很多時候，敵人對自己的評價反而是最真實的。時人關於吳起為人的評論看來是存在矛盾的。從這些互相矛盾的評價中，可以斷言，也許吳起“殺妻求將”的事情不是真的。畢竟那是一個流言泛濫的時代，吳起在異國他鄉，沒有背景，沒有人脈，這樣一個普通人要想成就大業自然艱難無比，而他做到了，並且做得很不錯，因此招致小人非議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對待史料，也不能過分相信，曆史是很難講的。
在紛亂之世，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所受的欺辱是很難想象的，所以有的人為了出人頭地，會不擇手段，這是時代的悲劇。這樣看來，吳起在道德問題上的處理也就不難理解了。但不可否認，吳起的戰績和政績都是輝煌的，他的軍事與政治改革思想也都是進步的。他對自己嚴格，對親人殘酷，對國君盡力，對下士關愛，從他不同的待人態度上，支持吳起的人得出結論：吳起並非失德，而是為了大眾利益奮鬥的“博愛”之人。他相信自己有改變現世的能力，所以為了實現改革的理想犧牲了“小愛”。因此他們認為，吳起的精神與改革的勇氣是超越一般人的，不能因為史料上一些似是而非的“事跡”去完全否定他的為人。
3.才德之爭，孰重孰輕
關於吳起評價的爭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實不同的曆史時期有不同的用人標準。那麼對於用人者來說，才能與品德，哪個更為重要呢？
在這個選擇問題上，司馬光的主張是“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他認為一個人的品德決定著其才能的作用方向。德才兼備之人自然是用人的首選，其次可以考慮“德勝才”者，若這兩種人才皆無，則寧用“才德兼亡”的“愚人”，也不用“才勝德”的“小人”。司馬遷這樣選擇的理由是“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有才的人如果將才幹用於不義之事，那實在是既可惜又糟糕的事情。曆史上不乏這樣的範例：隋文帝寵楊素“多謀略”而錯用權臣；秦始皇愛趙高“敏於事”而埋下禍根；唐玄宗惜安祿山“驍勇”而終釀安史之亂……
魏徵對此的看法是：“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他認為用人標準因時代不同而異，但是無論哪個時代，一個人的德行好壞始終都是重要的考量標準，隻有德才兼備之人才能終獲曆史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