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通票號光緒十五年(1889年)分紅賬記載，光緒十一至十五年(1885一1889年)賬期共獲利24 723．03兩，資本股和“人身股”共二十九分(股)七厘，每股分紅850兩。其中喬在中堂等資本股二十分(股)，馬培德等23名職員“人身股”九分(股)七厘。在這23名享受“人身股”待遇的職員中有3名是已經去世的職工。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1905—1908年)賬期獲利743 545．25兩，資本股和“人身股”共計四十三分(股)九厘五毫參與分紅。每股分紅16 917．8兩，其中，資本股仍為二十股，而“人身股”達到了二十三分(股)多，頂股職員增加為57人。
第三是“人力股”的衡量與考核。晉商的“人力股”不是每個職工都能得到的待遇。商號新招員工學徒期為三年，三年期滿合格，才能錄用為正式職工。而正式職工一般要經過幾年的鍛煉，在思想和業務等方麵表現良好，德、勤、能、績表現優秀者，才能頂股。這最快需要一兩年，最慢可能要十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可見， “人力股”製度是根據勞動者的品質、能力和績效來決定的。晉商對人力資本的衡量和考核，已經注意到了勞動者的勞動數量和勞動質量，勞動力資本和實物資本在企業利潤分配中是平等的。
票號資本家用頂身股的辦法，把一部分或一半多的利潤，讓渡給部分職工，使票號生意做的好壞，利潤多少，同那部分職工切身利益緊密結合起來，要算票號資本家做了一件符合客觀規律的事，也是大部分票號百年不倒的一條重要經驗。這種讓渡利潤的辦法，對資本家和職工都有重要作用。
首先，資本家用物質利益籠絡了職工中的骨幹力量，刺激了他們為資本效勞的精神，在勞資之間建立起“同心協力”的關係，有利於票號事業的發展。
其次，票號事業愈發展，資本家追逐的利潤也就愈多愈長久，即使有的帳期利潤一半多分給部分職工，資本家不勞而獲還是不少的。正是這種原因，資本家才允許把一部分利潤讓渡給主要職工；
其三，頂身股的職工因為在四年之內，可以取得超過工資幾倍到幾十倍的紅利，所以他把票號的發展視為己任，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為資本效勞，以圖增加自身收入。
另外，在工資相同的職工中，頂身股份額差別也很大。協成乾有三十名職工工資都是七十兩，而所頂的身股，九厘的三人，八厘的一人，六厘的二人，五厘的二人，四厘的五人，三厘的八人，二厘的二人，一厘的七人。頂身股有如此大的差別，才能區分出貢獻不同者，並增強股份低者力爭上遊的決心。
其四，對未頂身股的大部分職工具有引誘力，能夠刺激他們守規矩，盡責任，勤學苦練，等待頂身股日子的到來。這因此，他們才能夠忍受無工資或工資很少的殘酷剝削，苦苦地熬“相公”，因為這種苦熬是有盼頭的。
大德通票號1889年有二十三人頂身股，1908年增為五十七人，二十年增加一點五倍。在1889年，王振鐸頂身股五厘，郝荃、高鈺各項三厘，呂永和頂二厘，而到了1908年，郝荃、高鈺、呂永和均增為一股，王振鐸隻增為七厘。這種有別政策，使頂身股的人數和每人頂身股份額的增加，對未頂身股者產生引誘力，是可想見的。
票號的經營較其他商號更為複雜，這就更加深了財東對經理人員的倚重。而且為自己票號發展著想，各財東之間展開對經理人員的爭奪，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以更大額的“人力股”做誘餌。
總之，晉商所創造的頂身股的製度，雖不是完備無缺的，可是在當時社會條件下，對工商業和銀行業的經營管理來說，可以說是一個創造性的發明，是一項能極大刺激職工奮發進取精神的有效的勞資製度。它的成功經驗，對後人也具有很大的啟迪和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