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得人則興，失人則衰——晉商用人之道 用“自己人”的局限性
成在用人，敗在用人，乃千古名言。曾經輝煌無比的日升昌票號，就是因為用人，而導致土崩瓦解，一去不回。
事情發生在1914年陰曆9月，號稱“天下第一票號”的日升昌北京分號突然倒閉了。資金雄厚、信譽卓著的日升昌票號，為何這麼快、這麼早、這麼慘地開始走向倒閉呢?
據當時的權威報紙《大公報》分析，政治上的變故，使票號業經營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災難性的打擊；而另一個直接原因就是用人不當。
該號的正經理為郭鬥南，副經理為梁懷文，就資格論梁應居正。可是梁為人公正樸實，對於東家的建議不是惟命是從，因而不得東家的歡心，梁無耐就辭職不幹了。由於梁在號中一直被大家推崇，他一走，就導致人心渙散。
恰好這個時候有個叫趙邦彥的經理，因為票號的生意不好請假回了老家，代理人侯垣也攜帶夥友賬簿逃了回去。這樣，沒有一個負責任的人在票號裏，使經營了200多年的日升昌漸漸失去了往日的輝煌，直至關門大吉。
究其原因，是由於用錯了人。一個好的經理，不僅要平時能為商家創造出顯著的效益，還能保證商家安度危機，穩健發展。對於職業經理人，不僅要有經營才幹，還要有良好的品德，兩者缺一不可。
可是日升昌卻犯了用人的大忌。首先，選聘趙邦彥這樣一個不敢負責，遇難即退，既無才幹又無美德的人，在麵臨危機之時去充任至為重要的北京分號經理，無疑是其總經理和東家用人的一大失誤。
其次，在極不稱職的趙邦彥“托病回晉，一去不歸”的情況下，絕對不能再派一位“資格甚淺”的侯垣接替。正由於侯垣 “資格甚淺”才冒然牽涉到了一起由於擔保而起的糾紛案，成為日升昌開始倒閉的最直接的原因。同樣，這位侯垣與趙邦彥一樣，遇難不是設法周旋，尋求解決的良方，而同樣是一逃了之。這無疑是其總經理和東家用人的第二大失誤。
那麼，在連連用人失誤、危及整個票號生存的危急關頭，郭鬥南作為“總領號事”的總經理，都采取了哪些應對措施呢?郭鬥南見事不好收場，也找了個托詞，逃避得無影無蹤，甚至有人說他是投井自殺了。這些謠言無疑造成了一種恐慌，其他各個分號都如驚弓之鳥，人心渙散。在這樣的殘敗局麵下，日升昌的命運已無可挽回。
其實用人失誤的根子在東家李五典身上。他明知梁懷文“為人公正樸實”，“在號中素為大家所推崇”，“論資格應居正”，卻棄梁懷文不重用，而讓郭鬥南做總經理。顯然，在對票號經營和發展有決定影響的總經理聘任上，東家李五典有私心。他僅僅看到了郭鬥南會以違號規提款討自己歡心，對於他的無能和道德缺失沒有應有的預防和製止，以致造成票號內“人心為之瓦解”的嚴重後果。在“今當急難”之際“紛然若鳥獸散”的，正是那些平時會討“東家之歡心”，為東家違犯號規提供方便，更為自己違犯號規設置掩護的人。
由這件事可以看出，用人當用那些“公正樸實”之人，“素為大家所推崇”之人，知恩圖報、“心不自安”之人，決不能用背信棄義、違背良心的人。
如果東家李五典在總經理聘任上，能量才選用，出於公心，讓梁懷文做總經理，那日升昌可能就是另一種局麵了。梁懷文是一位正直有才幹的人，他做總經理，就不會重用趙邦彥、侯垣之流，那麼來自北京分號的危機，也許根本就不會發生了。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帥才，自古缺少。國家如此，企業也如此。有什麼樣的老板，就有什麼樣的企業。老板鼠目寸光，企業豈能大展宏圖?老板深謀遠慮，企業怎能不陷入衰敗?
“所以關閉如此之速者，尚有種種之近因。第一種之大原因為廣西之官款……第二，該號之正經理為郭鬥南，副經理為梁懷文，就資格論梁應居正。惟梁為人公正樸實，自革命後對於東家提用款項極力阻止，因而不得東家之歡心，梁無耐遂於去歲出號。梁在號中素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為之瓦解。第三，京號之股東(應為經理)有趙邦彥者，因號事吃緊，托病回晉，一去不歸。代理人為侯垣(侯資格甚淺，又因作保合盛元一案，合盛之執事人逃匿無蹤，檢察廳屢向侯垣索人，如無被保人即將保人押起等語。侯外遭檢察廳之逼迫，內受各債主之追索)遂私攜帶夥友賬簿逃歸。有此三種近因，二百餘年之日升昌，遂乃一敗塗地矣。”
“詎意該號中之正經理郭鬥南見事不祥，托辭覓取，逃避無蹤，故外間有郭已投井之謠傳……此處之各執事人，更紛然若鳥獸散矣。”
“其副經理梁懷文已經辭號年餘，聞此消息知東家李五典等破產在即，無人出來料理，心不自安，乃挺身而出，自謂年已六旬，久蒙東家豢養，今當急難，若袖手旁觀，良心何在，乃隨同冀體敬等四人投往縣中，來京料理債務之。”
——《大公報》